昨天晚上（2017年9月28日晚——编者注），钱谷融先生走了。我们离开老人家时，他刚入睡，这一睡就与我们永别，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他不乏好友，如许杰先生、施蛰存先生、王瑶先生、程千帆先生、賈植芳先生、王元化先生……他们可以欢聚，可以喝茶、下棋、聊天了……
我与钱先生相识于1975年，当时我在上海师大中文系培训班求学，钱先生给我们上过课。40多年以来，钱先生对我有恩，不算导师却胜似导师（钱先生拟收我为硕士生，因我外语、政治两门考试不及格而作罢），不是父亲但胜似父亲（我与钱先生的儿子同岁）。思绪纷乱，悲痛不已，一时无法撰文，抄录当年读钱先生《散淡人生》一书后的一些感想，只能表我深切的思念于万一：
钱先生自己确实很看重他早年的东西。现在来看，我个人的初步感想是，从他的散文当中可以看到，有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响，有丽尼、陆蠡这批散文家的影响。这些散文家讲究文字，讲究意境，追求散文的美。因此，我觉得钱先生是受了现代文学史上包括朱光潜在内的讲究文章之美一派的影响。我也协助钱先生编过现代文学作品选和现代散文选，钱先生几次表露他对何其芳《画梦录》的欣赏。因此，我觉得钱先生是受了现代文学史上这些名家的影响。
另外，我觉得我们评价一位学者或作家是否只有一种标准？是否也可以有多种标准？就是不必拿一杆尺子来丈量。你文章写得多就不散淡了，或者说就不懒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作家已经出版的一大堆文集、全集，其实是一大堆废纸。很多人出文集、出全集了，有什么用？也许好几本书、几十本书都比不上钱先生一篇论文。在我看来，钱先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他这些年的文字生涯中，文章虽然写得不多，却很少有“应景”的文章，这个“应景”就是奉命之作。当然也有一些是应朋友、学生之请写的序，这些序我们今天来看，大部分也很感人，但是纯粹的表态和“应景”，以钱先生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影响，放到别人身上恐怕就难免了，钱先生却几乎没有。他有他坚持的东西，几十年下来非常的难，不要说“文革”之前，就是“文革”之后也很不容易。他早期的作品受欧洲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的影响，1949年以后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受俄罗斯的影响。我观察过钱先生的藏书，俄罗斯作家和理论家的著作非常全。钱先生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很爱好，聊天时出口成章。他很喜欢聊天，在聊天中他的真性情就流露出来了。
钱先生也有入世的情怀，包括他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对时事政治的关心，虽未必形之笔墨，但绝不等于他不关心。外界的读者要了解钱先生就只能看他的文章，但我觉得光看文章还不能全面了解他。“文如其人”不一定全面。在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每次我去，他都要问我有什么消息、有什么情况，大至国家，小至学校……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可以从钱先生的散淡之中看出他的不散淡——尽管散淡，毕竟还是关怀人生。
钱先生写文章，不想写就不写，也不一定要建立什么理论体系。“有所为有所不为”，随心所欲，顺其自然，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钱先生只有一个，他的为人为文也只是学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能和别人不同——比如施蛰存先生，但他们最后的底线，他们所努力坚持的东西，其内在的本质是相通或相近的，那就是多元、宽容和真正的自由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