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央视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方式比较传统，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
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可就我那长相，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选播音员，央视能看上我吗？
轻轻松松考完试
面试那天，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一路暴土狼烟，整得灰头土脸。走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小巴”或者“打的”来的。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好歹亮堂点儿，我就去了。进去以后，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
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稍微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
“姓名？”其中一位开始发问。“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知道还问？”没人接我话茬儿，我意识到可能耍“过”了，老老实实说了一句：“李咏！”“李咏同学，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希望你正常发挥。”“好，来吧。”我心里明明特在意，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第一试是新闻快读。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只有30秒准备时间，从头到尾读完，出错不得超过2处。我嘴皮子利落，玩儿似的就过了，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
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
一个是：3只鸡3天下了3只蛋，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我想也没想就说：“反正不是9个！我又不是养鸡的，不知道。”
另一个是：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美国、英国、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来了。”“李咏同学，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又想了想，还是想不起来。“真不知道，您告诉我吧！”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伊拉克。”
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连伊拉克都能忘，真行。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伊拉克是敌国啊，咱们也同意打的！”
稀里糊涂被录取
考完试出来，我坐电梯上16层，回实习的对外部“上班”去，遇上一位台里的灯光师。实习几个月，我跟台里这些设备保障人员、灯光师都混得特熟，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都说“没有”，我去借就有。
“哎，哥们儿，可能是你留。”他挺神秘，话说得含含糊糊。“怎么讲？”“刚才你们都走了，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你怎么知道？”“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最后那段儿，视频拉掉了，音频还在。”
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不想存什么幻想。
中午吃完饭，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心不在焉。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李咏，你来一下。”
我刚想好一步棋，只好先放下，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好。”他小声示意我。我又转身把门关好。“坐下。你知道今天留谁吗？”我摇摇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他突然严肃起来，盯着我，过了半晌，才一字一顿说：“小子，听着，就是你。”我当即傻了。就我那表现，怎么可能？“但是，目前党委还在讨论，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目光犀利，向我提出严正警告：“你要严格保密，包括对你女朋友！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就很可能会有变动。”
我愣愣地看着他，还是说不出话。“刚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不要违纪啊。”“谢谢领导关心！谢谢领导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
接下来几天，哈文挺心急，天天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我强忍着内心纠结，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没有啊，没人通知我。”这吕主任也是，告诉我干吗呀？又不让跟别人说，还不够我难受的！
几天以后，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实，这件事吧，我上礼拜就知道了，没敢告诉你。”
话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连我都瞒？胆子够大的啊！”哈文叉着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一边委屈地辩解：“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党的纪律。”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儿。
1991年中央电视台惟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我了。
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觉得这孩子挺直率,不装—装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奥数”的经典题目,太损了。其次,这孩子挺机灵,没想起伊拉克,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是否合理不论,贵在张嘴就来。
这件事到这儿,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忆其始末,我明白了几个道理：第一,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第三,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然而福无双至,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没过多久,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中央电视台人事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看似板上钉钉,一切都没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梦见自己成了范进,站在马路中间振臂高呼：“中了！中了！”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我一激灵,醒过来了。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哥们儿,醒醒,快醒醒！中央台不要你了！”
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腾”地坐起来,恶狠狠地盯住他：“扯什么淡呢！”“真的真的！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他语速很快,看上去不像开玩笑。“我靠！”我一把推开他,俩脚往鞋里一塞,“噌”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
“章都盖完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系主任搓着手,很无奈地告诉我,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电视台。
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你进央视,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央视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前面照了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