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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对观众

2022-04-24人物

朱天文讲过一句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侯孝贤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整整3天的电影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说:“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人要这个、那个人要那个,你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他这个、给他那个……观影者到底需要什么,你很难完全满足。”

当时,侯孝贤刚拍完电影《红气球的旅行》。那之后,他有8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其间,《刺客聂隐娘》开拍,又搁浅。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内地、香港、台湾,找了个遍。又开拍,又补拍,很不容易。

2015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得奖。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他的描写多厉害,真是百中无一的大师。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我就是这样,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去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一部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的,还在。”

68岁的坚持

我老实向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此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又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确实影响我进入电影——看《刺客聂隐娘》的感觉,犹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题。

他也老实承认说,后期在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考虑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致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后相当不满意。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画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中间是会跳跃,因为被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信息,我是拍一个情境,所以我的剪法跟别人的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電影都“任性”,因为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时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多少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最想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其中武士们的节义和操守,“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是一种本能。电影《刺客聂隐娘》海报

1998年,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说,那时候,侯孝贤在《海上花》中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出尽量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在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将其与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之间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拍摄被搁置了。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在追求真实的路上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甚至有对真实的“洁癖”。
  
  为了还原真实的唐朝风貌,从1998年起,到2012年《刺客聂隐娘》开拍,光是研究各种相关史料,做案头准备,侯孝贤就断断续续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抽着烟,慢慢给我讲聂隐娘故事发生前20年的藩镇历史、王朝更迭和人物来历,一讲就是半个钟头。人们喜欢谈论自己真正喜欢和花时间研究过的东西。

侯孝贤拍戏最狠的一招是用底片排戏。为了追求真实,侯孝贤从不排戏,让演员直接上来演。演员一开始往往没法进入状态,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来。拍《海上花》的时候,他的拍摄方式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场戏,也是拍一整天,依此类推。等全拍完之后,他再回过头来从第一场戏开始拍,反复打磨。演员通常到第三遍才能进入角色,举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演员爱演侯孝贤的戏。他们的表演不会被打断,能够享受舞台剧一般的连贯,却不必在意舞台上严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贤会给演员讲解一个情境,由演员自由发挥,在规定的台词讲完之后也不关机,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演员的反应很有趣。拍《红气球的旅行》的时候,当朱丽叶·比诺什开门走进一个房间——灯、摄影机和收音麦已经全部布置好——她只需体会单亲妈妈的角色,做这样一个女人回家之后自然会做的事情。拍完之后,朱丽叶跟侯孝贤感叹说:“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面,心想这下坏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打开一看,里面还真备了各种饮料。”

周韵在《刺客聂隐娘》里扮演张震的原配。有一场戏,张震大怒,砸了东西,提着剑气冲冲地走了,留下周韵、三个儿子和仆人站在殿中。这时候,侯孝贤没有关机。周韵的反应很镇定,跟三个儿子说“都起来”,又命令仆人“去收拾”。“她演得多好。”侯孝贤笑了,有点得意,“她也是个妈妈,平时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是温州人,讲规矩、懂世故、分强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来。”

这是相当昂贵的真实,已经没有人这么拍电影了。算下来,《刺客聂隐娘》用掉了44万尺胶片,创下他个人的新纪录。以前,《南国再见,南国》是20万尺,《海上花》是23万尺,而早年电影公司给他的胶片指标是一部戏1。2万尺。

这是侯孝贤68岁时的选择:花了这么多钱,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在作品上对市场做任何妥协,也做好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心理准备。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曲高和寡,或者说,叫好不叫座。

2015年的戛纳

北京时间2015年5月21日深夜1点,侯孝贤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在此之前,侯孝贤说,自己对拿奖这件事情已经失去了热忱。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自有其规则,得到了不代表多厉害,得不到也不代表你不行。有一次,他在一个日本的电影节担任评委,为了一部比利时年轻人的电影,几乎和其他评委翻脸。

很多年过去了,侯孝贤仍在一点点往更深处走。戛纳记者试映场后,有朋友发短信问他:“你是不是在拍自己?”所谓“一个人,没有同类”,就像《刺客聂隐娘》里,他借嘉诚公主之口讲的那个“青鸾”的故事:“王获一鸾鸟,甚爱之,欲其鸣而不能致也。乃饰以金樊,飨以珍馐,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形感契,慨然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

回到文章开头,若世上真有青鸾,侯孝贤心目中的镜像就是昆德拉。昆德拉86岁了,还写了新书《庆祝无意义》。侯孝贤小他18岁,大不了就是继续拍下去。为了再多拍几部电影,他每天早起爬山,保持体力,并且阅读大量的翻译小说(最近看的是冰岛小说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天鹅之翼》,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的《喜剧演员》),有时候想想,还有两年就要满70岁了,可电影是他唯一的挚爱,总也拍不够。眼下,他对于未来的想象就是:“拍、拍、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

“你觉得寂寞吗?”我问他。

“不会寂寞。”他说,“假使你真的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你会越做越开心。艺术就是这样,完全在个人。我喜欢这个,然后尽我的能力,也对得起我的名声。孤独是一定的。你自己往深处走,势必是孤独的,这没办法。”

“當然,商业化太吸引人了。”他又说,“你以为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坚持?不可能,马上就变了。现在内地还有谁?娄烨算一个,少之又少。有时候我不太懂,到底有什么诱惑?钱吗?名吗?都不是。其实问题还是在于你拍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的状态和生命的本质。”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中老年人?”

他说:“我喜欢年轻人,喜欢他们的活力。我知道中年的那些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激励我,没劲儿。”

“这劲儿是什么?”

“这个劲儿就是生命的本质——活着就要不死心,就要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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