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演讲，他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是约了麻局。
章太炎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倭人不懂汉字。
蒋梦麟
蒋梦麟曾经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
张大千
1916年新年刚过，18岁的张大千就随着一伙商人从内江老家赴重庆求精中学上学。一天早上，他们正行进在山道上，树林中忽然闪出一彪人马，几个商人一见此景立马落荒而逃，张大千不明就里来不及逃跑，被那伙人捉住了，他被蒙着眼睛带上山去。张大千被带到山大王面前，山大王要他给家里写封信，告诉父母自己被绑票了，要他们拿1000块大洋来赎人。
张大千写好信，给山大王看，没想山大王看了张大千的信，又改变了主意。原来张大千在信中没称他们为土匪，而是将他们称为江湖好汉，况且张大千又写得一手好字，山大王心有打算，便发下话来：“这个娃儿不赎了，从现在起，封他为山寨的军师。”身陷囹圄的张大千转眼间便高升为山寨里坐第二把交椅的“军师爷”。
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柏杨
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
项美丽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本有丈夫，她来中国调查西北农村生活，结识了邵洵美。
项美丽为邵洵美痴迷，比如邵洵美因生得苍白，出门总要薄施胭脂，项美丽就赞不绝口：“这是洵美的美，洵美的大胆！”两人在上海和香港同居，常横陈榻上，相对吸鸦片。抗战中，项美丽被日军抓到集中营，后来两国交换侨民，得以返美。
她写了《我的中国丈夫》一书，一炮走红。她说：“我觉得中国没有邵洵美就不可爱了。不过邵很穷，他除了作诗赌钱，什么都不会做，但他的可爱也正在此。……他是被旧礼教束缚着的，仅余的财产都被父亲管理着，没有花钱的自由，现在我要写书养活他。”
抗战后，邵洵美到美国去找她，她对她的美国丈夫说：“邵洵美来了，我要招待他，你让一让吧！”她的丈夫真的就搬出去，让邵洵美住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