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3岁的田家炳放下公司工作，成立田家炳基金会，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至今，基金会已在国内资助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20所，乡间学校图书馆1800余间。他累计捐资已超过10亿港元，用于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
田家炳16岁丧父，辍学到南洋寻找发展机会，开办了印尼第一家塑料薄膜厂。1958年，印尼排华情绪暗涌，田家炳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举家移居香港，隔年在屯门填海建厂，开拓香港人造皮革市场，迅速成为“香港人造皮革大王”。成立田家炳基金会后，他开始系统地推动慈善工作，并在90岁那年决定，基金会由家族管理改为由社会人士参与，他只任名誉董事长。
同时，田家炳将余下的物业、资产全数捐给基金会，物业储金作为永久的资助经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他资金周转遇到困难，甚至卖掉居住了37年的别墅，全数用于捐款。他晚年只租住公寓，过着一贯的简朴生活。
田家炳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他知道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面貌，重点在中小城市、广大的农村和大西北的落后地区。几十年来，田家炳的足迹遍布中国贫困地区，他年逾90岁仍坚持去捐助的师范院校与师生座谈，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和教育理念。弥留之际，据其家人回忆，田家炳身体已十分虚弱，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双手一直拿着一张全国30多个省份的田家炳中小学的分布图，不断抚摸。
这位来自广东梅州、长居香港、普通话带着客家口音的老人，非常关心内地的教育。他初中辍学，却拥有“博士”“教授”等很多名誉称号。这些彰显身份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几百座“田家炳大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
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岁。
父辈遗风
在梅州大埔县，坐上的士或电动摩托，一定不能说去“田家炳大桥”——这里共有126座田家炳大桥，它们在韩江流域依次排开，让这个一度只能依靠水路的“瓷土之乡”彻底告别了摆渡过河的历史。
在1978年田家炳捐资100万港元兴建湖寮大桥（后改名田家炳大桥）前，田氏宗族已经在大埔绵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经是第18代孙。父亲玉瑚公排行第二，开设“广泰兴”，主营砖瓦与油盐茶米等生意，乡里闻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经商。在贫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尽管陪伴田家炳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础。
父亲玉瑚公着重培养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导田家炳两句《朱柏庐治家格言》，等他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同时嘱咐他牢记并实践。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并一生奉为圭臬。
在田家炳看来，玉瑚公爱得深切，也爱得理智，更难得的是在生活中教爱合一。父亲会在严冬早上谈渔翁钓鱼的事例，告诉田家炳“六月炉边匠，三冬水上翁，彼岂不知寒暑，只因业在其中”的道理。遇上乞丐乞食，父亲会分析人沦为乞丐的多种可能性——或幼年不好好学习，或壮年不务正业，并指出如果不好好自爱，老年就自身难保，富者也会沦为乞丐，怎能谈孝？
田家炳全然沿袭了父亲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严格又开明：坚持在家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让子女学客家话，却从不逼他们讲；坚持祭祖，却也尊重子孙的宗教信仰，祭拜时免去跪拜之礼；要求子女自立，但将选择权交给他们……
玉瑚公德高望重，知识博、交友广，他家还订有当地权威且难得一见的《汕报》，广泰兴除了生意往来，更成了当地民众长知识、谈国事的场所。田家炳长期在侧侍候父亲、招待客人，浸淫在世情时局的谈论中，视野扩展很快。
他深知视野的重要性，也明白子女没有自己幼时成长的环境，便变换方式增长他们的见闻。儿子田文先记得，1960年年初，香港举办“空中游”，父母带他们坐飞机环游香港，飞机在云层中随气流升降，吓得兄弟姐妹们大呼小叫。田文先惊讶又感动：平时连坐巴士的钱都能省则省的父亲，为了让儿女增长见识，竟舍得花那么多钱让他们坐飞机。
15岁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学二年级，玉瑚公去世。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学业，结束短暂的求学之路，肩负起持家重任。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他负责广泰兴商铺及对外往来事务。两年时间，事业蒸蒸日上。
海外创业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工商業不发达，当地人谋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乡瓷土前景后，决定开发海外市场。
18岁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开始了海外创业的历程。十几个月后，他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
田家炳离家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6月，日本侵略汕头，田家炳往越南运瓷土的出海口被占领，运输线被切断，第一次创业结束。
远在印尼的义兄田家烈在万隆经营一家土杂洋货商店，希望田家炳去照料生意，同其子田沧先经营商店，自己则准备回乡。但田家烈未动身已染重病，田家炳初来乍到他便因病离世。田家炳只好开始自学印尼语，经营洋杂货和土特产。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家炳將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尼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助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开始第二次创业。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
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领域。30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田家炳决定将蓬勃发展的印尼厂务留给侄辈管理，举家迁往香港。他曾数次回忆那次“迁徙”：“我看到局面对华人越来越不利，华人随时会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同时，我希望子女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但当时在印尼，根本没有正规的华文教育。香港社会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出入境、金融贸易都很自由，具备国际城市的基本条件。人民安全得到法律保障，生活习惯完全与内地一样。经多方考虑，我决定全家移居香港。”
香港人造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9个孩子，挤在80平方米的房子中。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旧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产业。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的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头上。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巨额资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则专心于慈善事业。他捐出10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曾有人问田家炳为什么要做教育，田家炳讲了很多，最后说了4个字——“改革开放”。
在这之前，田家炳的慈善事业都在香港和台湾。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他还成立了台湾田家炳文教基金会。“1977年看到这个变化，他感觉机会来了。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现在是时候去内地投资教育了。他每次做的决定都是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相关联的。”
“校长在哪里”
对于校长和老师，田家炳十分尊重。在内地，学校剪彩都是领导参与，校长很少被安排位置，能够担任司仪已经非常难得。而田家炳每次都会问：“校长在哪里？”不但给校长安排座位，还一定要校长上台参加剪彩。但看到学校施工图中校长办公室过大时，田家炳又会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间给老师和学生。”
师范院校也是田家炳重点捐助的部分。他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要有好的老师。师范大学是培育教师的重要基地。”
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市价较高峰期下跌过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观不俗，保养适宜。这套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高档住宅区，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带有游泳池、私家花园和运动场等，田家炳在此已度过了37个生日。据地产公司估算，这套豪宅可卖超过5000万港元。按照田家炳的计划，这笔钱能够资助20多所中学。为了恪守捐资承诺，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卖掉房子。在洽谈过程中，对方得知田家炳卖房是为了助学，还多付了300万港元的房款，最终以5600万港元成交。
80岁的田家炳将卖房所得款项全数捐资教育，自己则租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公寓，从窗户还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5年，为增加资金扩大捐资规模，田家炳将13万平方米、24层的田氏广场售出，得款近3亿港元，为数十所大学、中学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学院”。类似的教学楼，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共有90多栋，加上他捐建的中学166所、小学44所，田家炳因此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