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爸爸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妈妈心急如焚，我决定利用休息时间去看爸爸。
朔风凛冽的早晨，我带着不满5岁的女儿去爸爸所在的生产队。好不容易找到那个生产队，又有人对我说，爸爸在棉花地里摘棉花。我东寻西找，将近晌午才来到一块棉花地边，望见前方有一个老农正在摘棉花。老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动作迟缓。我放下背上的孩子，问道：“喂，请问……”那老农抬起头来，呀，这不就是爸爸吗？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脸色憔悴，神态萎靡，眼泪汪汪，胸前挂着一只破烂的棉布袋。
“爸爸，我来看你了！”我说完这一句，不觉鼻子里一阵酸，勉强克制着自己。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风流泪的双眼：“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他说这话时，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想让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语气。
“天冷了，我给你送衣服来。”
爸爸用双手把棉花枝条往左右两边拨开，磕磕绊绊地走近我。他发现早先被棉花枝条挡住的外孙女时，脸上突然掠过复杂的表情：从惊讶到高兴，又从高兴转为悲哀。他没想到能看到他喜欢的外孙女，却又不愿让孩子看到他的狼狈相。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啊？”
“我来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里做什么？怎么不回家呀？我想公公。”
我怕孩子的话让爸爸伤心，忙接过话头，把这次下乡的情由讲给爸爸听。
我们边说边在田头坐下来。我关心爸爸的饮食起居，问这问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说。他总是说“很好很好”，叫我们不必为他担心。
一声哨子响，表示要收工回去吃午饭了。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庄稼地里合拢来，我背起女儿在一旁跟着。路相当远，队伍走得又快，老人们都气喘吁吁，走到那充当食堂的院子里时，我看见爸爸已经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了。在紧张、拘束的气氛中，爸爸多买了两份粗劣的饭菜招待我们，然后催我们上路回去。我要求到他的住处看看，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然后带我们走出院子，来到一所低矮的农舍前。一进门就是地铺，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一些稻草，并排放置着一副副被褥和蚊帐。爸爸就睡在这里。屋子显然透风，到了雨雪交加的季节，这日子怎么过啊？
1970年6月，爸爸给在石家庄工作的恩狗（小弟丰新枚）写信时说：
“听说画院的人都下乡‘三夏’了。那88岁姓朱的（朱屺瞻先生，应该为78岁）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年冬天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许多雪，我睡的地方好，枕边略有些雪。”
那一天经过门口的河时，我问了一下才知道，这是他们洗脸的地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怎么下河打水呢？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你别担心我，快带囡囡回去吧。”
虽说“取之无禁”，但是后来我从程十发先生那里了解到，爸爸每天只从河里打半盆水，这半盆水就用一天。如今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