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越来越不能喝酒了，稍微喝多一点就可能醉倒，而且车轱辘话来回说，很是烦人。有一天在朋友家喝了酒，第二天，给几个当时在场的朋友都打了电话，问昨天是谁把我送回家的。他们都说，没人送，是你自己回家的。居然丧失了一段记忆！我知道，这是衰老的表现。年轻时就不一样了，喝酒后，谈话常有超水平发挥，而且也有自己未醉而看别人醉倒的时候。那时我有一个总结，喝酒时，一旦讨论到人生等重大问题时，基本上就是喝多了。
人喝了酒，状态就不一样了，二十多岁时常有荒唐表现。记得有一次喝多了，骑车回家，每骑二十多米就从车上摔下来一次。当时不仅不觉得疼，而且还觉得这很正常，好像骑车就应该这么不断地往地上摔。还有一次深夜在朋友家喝多了，骑车在路上，不断狂喊。因为是夜里一点多钟，把路上偶遇的行人都吓得够呛。快到家时，我又大喊一声，这回把我吓着了，因为前面那人一回头，我才发现是个警察。
当学生时，大家都没钱，我记得有一次，五六个人一起喝酒，只有一个煮鸡蛋。看着鸡蛋，同学们都说，这要是个咸鸡蛋就好了。谁都舍不得吃，每个人只是用筷子尖儿象征性地点一下那鸡蛋黄。就这样居然喝下大半瓶白酒，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比较奢侈的时候也有。某日晚饭，我们从食堂买回几个猪蹄子。因为是从冰柜里刚取出来的，冻得硬邦邦的。有人提议用两个电热器放在一个大盆里煮。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肉软了。大家都很高兴，说是一举两得，既有肉吃，又有汤喝。结果我很不识相地说了一句话，败了大家的兴致。我说：“这汤有什么好喝的，不就是一盆洗脚水嘛。”
临近毕业那年，我和学考古的W君同住一个宿舍。因为W君是俞伟超先生的研究生，所以俞先生晚上常来我们宿舍聊天。俞先生是很绅士的，只要给他倒一杯茶水，哪怕是用的劣质茶叶，他也会很认真地、很诚恳地向你连声道谢，随后便很大气地拍出两盒烟，通常是阿诗玛牌的。那时我们学生也就能买得起三四毛钱一盒的烟，而阿诗玛要九毛多一盒。他一来，我就知道今天晚上又能抽好烟了。
聊到高兴时，俞先生常常会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搞一点酒来喝好不好？”说罢他就下楼买酒买肉。这样一来，聊到深夜就成了家常便饭。日子久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可W君受不了了，因为他的论文还没写完。一日，俞先生又来，聊到深夜。他饿了，可商店都关门了，俞先生问我：“你这里还有什么吃的吗？我们搞一点来吃吃。”“还有三个鸡蛋。”我说。俞先生说：“那太好了，都煮了吧，我们一人一个。”吃完鸡蛋，又过了一个小时，俞先生走了。他刚出门，W君就跟我急了：“你这人真没脑子，真多事。你给他煮鸡蛋干什么？你就告诉他没吃的，他不就走了？这倒好，又多坐了一个小时。以后记住，别给他弄吃的。”俞先生真可怜。这种学生真是最好不招，还是我比较仁义。
岁数大了，对喝酒的兴趣就逐渐减少了。前几年去南方某地，县委一班人请我们吃饭喝酒。酒虽然很好，但他们居然是用小碗喝，这可把我吓坏了。我不敢喝，趁他们不注意，把酒偷偷倒在了地上，当时以为自己很高明。结果饭后出门时，一个处长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他比比画画地用手指着我说：“胡教授啊，胡教授，你那个胡就是狐狸的狐！”
关于喝酒，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故事。一位朋友喝酒时总喜欢引用他外婆的话：“酒是人中乐，可少不可无。”话虽如此，但真喝起来是很难控制的。开始喝酒，是你在控制酒，可喝到后来，就是酒控制你了。喝酒如此，人生之事也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