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的母亲要送我去学校，我发誓永远不去。我那时跟街上那些十来岁的男孩子一起玩，他们说上学是浪费时间，他们的话对我犹如神谕。
那些男孩很长时间不回家，他们睡在废弃的车子里，吸烟，吃白粉，到白人区去行窃，如果在白人区行窃不成功就回到我们居住的贫民区的小店里偷啤酒和饮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刺激而冒险的，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母亲说他们不是好人，成年后会一无是处，叫我不要与他们为伍，可是，我根本不听她的。我尤其喜欢他们对学校的想法：他们恨学校，认为受教育是浪费时间。他们像我一样在一个不重视教育的环境里成长，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下来成为首要问题，一个孩子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怎样读书和写字，而是怎样打架、偷窃和反叛。
有一天，我的母亲凌晨4点钟就叫我起床。我像往常一样说：“他们来了吗？我怎么没有听到声音？”我母亲说：“没有。我叫你起床洗澡。”我吃惊地问：“什么？”我怕洗澡像怕瘟疫一样。长到7岁了自己都没洗过几次澡。母亲用一根手指头点到我脸上，命令道：“我叫你去洗澡。快点儿。”
我不情愿地听从了。她拿来香皂和一把刷子，抹了香皂之后就用刷子帮我刷，一直刷到我的身上出现了血痕。我疼得尖叫起来，还好有人敲门了。
母亲立即跳起来，轻手轻脚地向卧室走去。我也害怕起来，以为是警察来了。我僵坐在浴缸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开门，穆加基（我母亲的名字），是我。”门外是外祖母焦急的声音。
母亲松了口气，走去开门，外祖母和蒲基阿姨进来了。
“吓死我了，我忘了你们要来。”母亲拍着胸口说。
“准备好了吗？”外祖母问。
“是，差不多了。”母亲叫我从浴缸里起来，递给我一块布叫我擦干身上的水。我一边擦一边想，出什么事了。正想着，母亲到卧室里拿了一件有污点的白衬衫和一条褪色的黑短裤叫我穿上。
我问：“我为什么要穿这些？”
母亲不容分辩地说：“叫你穿你就穿。”
我穿上那件衬衫，松松垮垮的，一直垂到我的脚踝那里。我看出原因了——那是我父亲的衬衫。
我抱怨说：“可是，这是爸爸的衬衫，我穿不合身的。”母亲坚持说：“穿上。我会把它改合适的。”
我又说：“裤子也不合适，到底是谁的裤子？”
母亲坚决地说：“穿上，我会改合适的。”
我穿上那衬衣和裤子，看上去非常好笑。我母亲把衬衫折了好几折，又把它扎到裤子里。那裤子也是折了好几回，还是长到腰部，母亲用麻绳将它们在我的腰部绑紧。接着，母亲用猪油和凡士林的混合物抹我的脸、胳膊和腿。她说：“这样你的皮肤就不会被冷风吹裂。”做完这一切，她自己就到卧室里去了。
我问外祖母：“外婆，我们要去哪里？”
外祖母笑着说：“你妈妈没跟你说吗？你要上学了。”
“什么？”我跳起来，像椅子上有热铅一样。“我不去学校！”我喊了一声，向门口跑去。我母亲见状，大喊：“把门关上，不要让他出去。”蒲基阿姨马上把门闩上，并守在那里。我跑向窗户，在我往窗台爬的时候，母亲抱住我把我拉了下来。我挣扎着说：“放开我，我不要去学校，放开我。”可是，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胸有成竹地笑着说：“你怎样挣扎都没有用了。”然后，她转向外祖母说：“外婆，赶紧找根绳子来。”
外祖母就近抓了一段绳子过来帮母亲，我哭叫着不肯就范。然而，7岁的我哪里是铁了心的两个女强人的对手？她们绑住了我的手和脚。
母亲和外祖母把我往门外拉，她们叫蒲基阿姨在家里看家。
在她们拖我去学校的路上，太阳已经从远处的草地上升起来了。街上开始像往常一样繁忙起来，老人弯着腰慢慢地走，没工作的人开始聚在一起谈论怎样混过白人设的关卡去喝啤酒，他们的笑很空虚，年轻的男孩女孩开始在狭窄、肮脏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希望能找到吃的东西。
当我们转进第16大街时，一个矮胖的黑人妇女从对面走过来，走到我们面前时她停了下来，说：“当时我也这样对我的大儿子就好了。”我听出她的语气里带着悔恨。她啜泣了一阵，抹了一把泪，接着说：“可是街上那些坏男孩把他带出去了，他成了一个坏人。”外祖母和母亲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她的泪流个不停，“可是现在太晚了，太晚了。没人能帮他了。我再也帮不了他了，他死了。”母亲同情地问：“他怎么死了？”她回答说：“他不上学。靠刀子生活，同样是养活他的那把刀子要了他的命。”
母亲对着我的耳朵说：“你听到了吗？你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吗？”我低头往地上看，心里很迷惘。
我们终于到了学校。
校长是个瘦高个子的人，看到我们进去，问我母亲：“这就是我们谈的小坏蛋吗？”
我母亲说：“是的，就是他。”
校长说：“我看他确实像调皮的样子，他给你们很多麻烦吗？”
我母亲叹了口气，说：“真的调皮得很。”
外祖母也叹了气，说：“跟其他孩子一样，一旦到街上去就跟坏孩子学坏了。他们憎恨学校，不想未来。”
“没事，我们会医好他的毛病的。解开他吧。”校长说。
“他会跑的。”我母亲说。
“不会的。”校长边说边去关门，我看到门背后挂了很多不同长度和大小的棍子。不用说，那是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孩子的。
校长说得对，我没敢跑。校长和母亲谈了一会儿，查阅了一些母亲带去的资料，问了一些情况，最后同意我上学了。他说：“两周后送他来上课吧。到时候如果他不愿来，你们就告诉我，我让两个大男孩去带他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是想逃去跟我那帮朋友玩。我不想去学校是因为那帮朋友说学校管得太严了，老师经常打人，看到的那些棍子印证了他们的说法。但是，想到那个黑人妇女说的故事，我觉得还是上学好。我该怎么办？我被两个世界撕扯着。但是，回家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作出了决定。
那天晚上我踢足球回来时，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的身上有不少伤痕。原来，父亲是不想让我上学的，为此跟母亲吵了起来，而且大打出手。
那天晚上我问母亲：“妈妈，你为什么要我上学？”
她说：“我想让你有未来，只有上学才有出路，我不想让你将来像你父亲那样生活。”
母亲用浸过温水的布来敷她被父亲打肿的眼睛，继续说道：“你父亲不上学，所以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喝酒、赌钱、不顾家。他不会读书写字，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但我希望你能上学。因为我相信，教育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你的生活跟你父母的生活都不同。教育会让你飞起来，像小鸟飞向无垠的蓝天一样，把贫穷、饥饿和痛苦远远地抛在身后。”
母亲的话像一束光，越来越亮，直到驱散我心里所有的黑暗。
母亲继续说：“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去读书；我也向你保证，我一定尽我所能不让你辍学。”
我的泪流下来，流到母亲的胸口。我向母亲保证我要“永远”上学。那个晚上，我们家形成了两个阵营，开始进行拉锯战。我的文盲母亲是一个阵营，她坚持要我上学，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从知识的井里汲水。我的文盲父亲是一个阵营，他坚决让我从愚昧的井里汲水。我决定站在母亲这边，因为这样，我的命运永远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