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碟店找一部老片，老板娘看我们寻寻觅觅，丢过来一张《红高粱》，追加一句：就两天，卖忒几十张！
我看老板娘有点得意，就跟她掉书袋：咋不搞个莫言电影集，一道卖《幸福时光》啊《暖》啊？没想到老板娘看看我，指了指收银机边上的一个小广告：莫言电影全集明天到货！
我无语了。老板娘于是更加得意，评论说，不过总归是《红高粱》最好卖！转身，她跟另一个顾客推荐：割头皮！吓死人！
顾客拿下《红高粱》，问，那有《檀香刑》吗？我正要笑，老板娘很熟练地丢给他一张《满清十大酷刑》，一边说：这个比《檀香刑》厉害，快卖光了。我看老板娘的手势和腔调，知道《满清十大酷刑》这几天也畅销着。
靠着莫言得奖，逐日萧条的碟片店有了点生机，连老板娘的发型都变了，一时间，我对文学的理解都跟着变了。《檀香刑》被嫁接到《满清十大酷刑》，虽然有点像冷笑话，但是，在草根的人生里，当我们谈论莫言的时候，怎么会去谈他的句子他的语法他的主义呢？我们谈的，一定是具体的丰乳，具体的肥臀；换句话说，在生活的逻辑趣味里，《檀香刑》就是靠《满清十大酷刑》去激活的。
说到这个，倒让我想起麦克尤恩的最新小说《追日》了。
《追日》的主人公别尔德也是个诺贝尔奖得主，在他身心都逐渐变得老迈的时刻，漂亮的第五任太太给他戴上了不止一顶绿帽子。然后，小说出现了上海小报式的一个场面，别尔德意外地和自己的学生情敌相逢，而后者却因为一次纯物理的失足丢了性命。故事至此急转直下，用译者黄昱宁的话说，别尔德本来大势已去的人生棋局却因此被盘活。
对于已经跨入经典行列作为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后代的麦克尤恩来说，这部小说的某些情节可能显得有点低级趣味，不过，麦克尤恩作为“国民作家”，他的弹性应该就在这里了，所谓，最低级即最高级。
事实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莫言”被酒商房地产商征用为广告，我觉得，说到底，诺贝尔也借着莫言做了个超级大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