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用人之道：用才不用庸、用勤不用冗、用廉不用贪、用俭不用奢。
在中国历史上，包拯不仅是一位铁面无私、执法严谨、疾恶如仇、除奸爱民，有“包青天”之誉的清官，还是一位改革图新、注重吏治、任人唯贤的政治家。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任天章阁侍制知谏院时，就针对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局面，上疏仁宗皇帝，陈述改革图新的政治主张。
用“才”不用“庸”。包拯为了推动改革，坚持要朝廷起用那些敢于承担重任的“才能之士”，罢斥“持禄取容，妒嫉贤能”的“庸才”，反对任人惟亲，滥用官员。仁宗皇帝有一个宠爱的张妃，其伯父张尧佐缺德少才，贪求无餍，因侄女是皇帝宠妃的关系，先后被仁宗任命为三司使、宣徽使、节度使等要职。包拯一连上了三道本章，指出张尧佐根本不能胜任“三司使”这个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职。有一次，包拯为此事在金銮殿上与仁宗当面争执，唾沫星竟溅了仁宗一脸。在包拯的再三弹劾下，宋仁宗终于罢黜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
用“勤”不用“冗”。中国历朝历代，冗员之多，以宋为最。“天下官无定员”，“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官职一》）。针对这种弊政，包拯向仁宗皇帝指出：“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究竟如何裁减冗员，包拯主张“留神深察”，考核政绩。对那些精勤廉明、体察民情的县令或小官，可以逐级提拔或越级提拔。这样，就能“不使贪冒非才者，得以胶固其位”。也就是说，不能让那些贪得无厌又不称职的人，长期充斥在国家设置的官位上。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包拯也毫不留情，坚决地予以弹劾。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7年宰相而毫无建树的宋庠，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应当罢黜。
用“廉”不用“贪”。包拯最恨贪官污吏，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因此，用“廉”不用“贪”的吏治原则，是包拯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他建议皇帝精选“郡守县令”及各路监司之官，尤其是接近群众的县令，更应该任命一些“廉明”且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担任。对于犯贪污罪的官员，他主张要依律条处分，决不轻饶；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再录用，“以警贪猬”。包拯说到做到，不畏权势，带头弹劾贪官污吏。累任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淮南转运使的王逵，巧立名目，剥削百姓，害得人民走投无路，怨声载道。包拯一连上了7次参劾王逵的奏折，最后仁宗皇帝不得不免去王逵“转运使”的职务。
用“俭”不用“奢”。包拯常常规劝仁宗皇帝，不要任意赏赐大臣和内臣钱帛，对那些乱用金钱、铺张浪费的官员要坚决罢免。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包拯任御史中丞时，宋庠的弟弟宋祁担任三司使，他虽然很有才华，但荒淫无度，寻欢作乐。包拯认为这样的人是不适于管理财政的，他多次上疏弹劾宋祁的奢侈行为，终于使宋仁宗免除了宋祁“三司使”的职务。为倡导廉洁节俭的作风，包拯很注意身体力行，为人表率。据《纲鉴易知录》记载：包拯平时“饮食服用喜俭朴，虽贵，如布衣时”。他还注意把这种作风作为“家训”传给子孙后代，在《戒廉家训》中立下训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非吾子孙。”
包拯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提出并倡导这些“任人惟贤”的用人原则，是符合大众利益的。这些原则，对于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