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宴”，也叫“赏花钓鱼宴”，是宋朝皇帝牵头举办的大型文娱活动，类似于宫廷春晚。宋太祖夺取天下后，经常召来自己亲近的官员，赏花习射于宫苑之中，这是钓鱼宴的最初发端。不过，当时参加的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不定期，很随意。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正式把钓鱼宴参加的人员、规模、程序确定下来，作为朝廷定例，年年如此。
那么，宋朝皇帝为什么要年年举行这样的文娱活动呢？简单地说，是试才华、拉关系、稳政权、听赞歌。立国之初，人才是本，皇帝们求贤若渴，除了开科取士之外，又想出这一高招，在赏花赋诗中吸引人才，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同时，宋朝取后周而代之，大多数官员都是后周旧臣，即宋太祖、宋太宗原来的同事，地位的改变使得有许多心理与制度层面的问题要解决。加强部下的向心力，构建新的上下级关系，维护自己的核心权威，是朝廷当务之急。
钓鱼宴年年举行，一批人才便从这个宫廷春晚中脱颖而出。宋太宗规定，钓鱼宴中，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官员，只有直馆（级别在校理之上、学士之下）以上的才能赋诗参宴，校理以下只赋诗不参宴，把诗交上去就走人。集贤校理李宗谔因为不能参加宴会，颇有牢骚，赋诗道：“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独出金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宋太宗阅后惊异于李宗谔的才华，非常高兴，不仅特批他赴宴，还马上提拔。其他宋朝大文人如杨亿、姚铉、王禹偁等，或通过钓鱼宴引起皇帝的注意，或通过钓鱼宴博得皇帝的垂青，都得到了重用提拔。
钓鱼宴一般都会提前确定举行的日期和赋诗的题目，先让大家准备，如同公务员的开卷考试。每当通知下发之后，无论是学士翰林，还是六部首长，纷纷对着诗题，挑灯夜战，撕了又写，写了又撕，不厌其烦，直到了然于胸。到了那天，大家峨冠博带，踱着方步，一个个踌躇满志。因此，每次钓鱼宴所献的诗歌都清一色的工整，而且不跑题，不走调，政治上准确得无可挑剔。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钓鱼宴都开卷。天圣八年（1030年）三月，宋仁宗举行钓鱼宴，宴前本来已经把诗题通知了大家，恰巧当时地方上进贡一批“山水石”，他灵机一动，取消了原定题目，改用“山水石”为诗题，这下可把那些诗歌准备得好好的大臣弄蒙了，吓傻了，半天找不到感觉。这次，整体诗歌水平较以往大幅下降。其中，度支员外郎韩羲更是行为鲁莽，诗歌粗俗，被评价为“鄙恶”，惹得宋仁宗震怒，马上把他降为司封员外郎、同判冀州。看来，钓鱼宴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有好运气。
钓鱼宴不仅要赋诗，当然还得钓鱼。但在皇宫禁苑钓鱼，既没有姜太公钓鱼的随意，也没有乡村野夫垂钓的闲散，禁苑钓鱼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简而言之是“皇帝未得鱼，臣子不得举”，皇帝没有钓到鱼，大臣即使有鱼咬钩也不得起竿，而且皇帝钓的鱼，要用红网装，大臣钓的鱼，只能用白网，丝毫不能乱套。有一次，皇帝钓到鱼后，大家纷纷道贺，侍从用红网装好。接着，宰相中有得鱼者，侍从用白网装好。这时，尚书左仆射曹利用得鱼，侍从用红丝网为他兜鱼，他居然不推辞。曹利用平时就居功自傲，又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更让上上下下侧目而视。不久，不可一世的曹利用获罪被贬，先贬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又贬房州（今湖北房县），连连降职，深感屈辱的他，最后在贬谪的路上，用一根绳子了却了自己。
所以，宫廷禁苑钓鱼，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钓鱼，它钓的是规矩，钓的是政治，钓的是权威，钓的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其实，整个赏花钓鱼宴，无论赏花也好，赋诗也好，又何尝不是一次精心设计的钓鱼活动呢？钓者是皇帝，鱼儿是大臣，最后收入网中的，是一颗颗被俘获与奴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