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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外婆的床上有虫

2022-04-24感动世间

当我挽起袖口,或者将胳膊向上伸时,手腕上两块红褐色的痂就会露出来。它们在我的手上已经有一个月了,硬硬的,十分丑陋。

我身上有不只一处这样的结痂,很多人问我,这些是怎么出现的?

“噢,是外婆家床上的虫咬的。”

大年初三,我们回外婆家。那里刚下过一场雨,老旧的平房被淋得湿漉漉的,白色的被单上也有几道黄色的水渍,潮湿的腥味扑鼻而来。

外婆家不大,儿孙辈都回来了,没有多的床铺可以睡,我们四个人挤一张床。床很旧,躺上去咯吱作响。

这些虫很奇怪,那张床上睡了四个人,偏偏只有我浑身起红疹。母亲说,那些虫是在为外婆出氣,怪我一年才来看望她一次。

归根究底,是语言原因。

我的母亲从一个省的最北边嫁到最南边。虽然同属一个省,但方言发音完全不同。从前交通不便,我又年幼多病,回外婆家路途遥远,只有过年时母亲才会带上我,这使我对母亲的家乡话完全不熟悉。加上外婆上了年纪,说话含混,乡音浓重,耳朵也不大灵光。我听得费力,说得更费力,一来二去便没了交流。

外婆家在山里,公路弯弯绕绕,要下两个坡,再往右拐三次,方能看见枯黄野草中伸出一条路来。沿着这条路进去,可以看见一座不大不小的平房,带着院子,院里扑棱着公鸡。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房子,如今像个迟暮的老人,处处散发出腐朽的气息。我对外婆家最初的记忆,是恶臭熏天的原始厕所,还有让人挪不开脚步的鸡屎。这也是我一度抗拒去外婆家的原因。

小的时候,母亲在我心里有威严,我没有权力拒绝去外婆家。所以长久以来,我一直对外婆家抱有隐忍的态度,似乎那里的所有体验都是咬牙接受的。比如,我在外婆家总是吃得很少。那里烧柴火做饭,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根大烟囱,水泥砌的灶台,安一口大铁锅。铁锅边缘有一层厚厚的油渍,炒出来的菜,总蒙上一层酱油般的褐色。我拿着不知有多少年历史的筷子,在菜里仔细找出白净的几块。

菜暂且不提,最难忍受的是厕所——一个坑连着化粪池。冬天尚且好点,夏天走进去,苍蝇嗡嗡地飞,仔细一看,里面还有密密麻麻的蛆虫。这每次都让我难受至极。

这些牢骚,在我成年之前,从未向母亲提过。成年后,我以为自己算是大人,有了可以表达不满、支配行程的权力。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蜷在被窝里,朝庭院里半夜打鸣的鸡骂起来。起初,母亲并没有理会,翻了身继续睡。

天微亮时,再次被鸡叫声吵醒后,我开始絮絮叨叨地数落。从打鸣的公鸡,到咯吱作响的床板,再到臭烘烘的厕所,甚至鱼塘尽头的猪哼哼。

母亲终于出声:“够了,矫情!”我立马噤声,母亲有点儿生气了,“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有缺胳膊少腿吗?让你一年就住上几天,却跟上刑一样,你怎么这么矫情。”她真的生气了,我不敢说话,沉默地听着。

没想到母亲话锋一转,叹口气,语气缓和下来:“你知道的,外公身体很不好了,妈妈见他一面少一面。”缩着脖子的我正准备承受母亲的批评,没想到她会突然这样说。这番话让我愣了一下,紧接着某种情感上的共鸣被撩动,我的心脏好像被人按下去一块儿,鼻子隐隐发酸。

我将“外公”转换成“母亲的父亲”后,原本隔了一代的疏远,现在却能感同身受了。母亲不只有我,还有她年迈的父亲。

母亲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一个,这使得我对外公外婆的年迈后知后觉。等我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八十好几了。

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她的玉米地摘玉米。她有一块地,上面种过很多东西:花生、棉花、玉米。土地里的事,于我而言陌生而新鲜,所以那片肥沃的农田,构成我在外婆家所有美好的回忆。

那时,我和她相谈甚少,有时候只剩对视和尴尬地一笑。所以在走去农田的路上,除了一两声几乎微不可闻的笑声,就是嗒嗒的脚步声。

我们进了田,她开始说话。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响着,我费力去听,怎奈对这乡音实在没有破解能力。她指向一簇玉米穗,然后听见她嘴里重复着“几晃、几晃”。

我愣了一会儿,明白过来,她说的是“金黄”。

“金黄的穗,可以摘。”

她见我听懂了,很开心,脸上笑出几道褶子。那种笑,不仅是开心,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叹气,我们之间终于有了沟通。她这种心酸又开心的情绪,我明白得太晚。

当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和外婆的关系时,我发现自己做了很多错事。

小时候,我在外婆家住了两天,就吵着要走,甚至自己背好包,头也不回地往外跑。身后响起许多声音:“回来、回来,你妈妈还没走呢。”我回头冲他们喊:“我自己一个人能走。”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勇敢的揭竿而起。

后来我母亲屈服了,和父亲一起赶上来,喊我上车。

上了车,我觉得自己很英勇,敢于抗争并取得了胜利。我趾高气扬地离开这个山坳,再也不用踮着脚躲鸡屎了。

母亲没有生气,只是很难过:“你为什么非急着走,外婆喊不住你,急得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外婆哭了”。

母亲也哭了。外婆哭的是,留不住自己女儿的女儿;母亲哭的是,自己女儿对自己母亲的淡漠。

2017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外婆家,发现自己柔和了许多。当我看见床单上的水渍,或是猫爪按上去的泥印,或是院落里被大雨冲得到处都是的鸡屎时,我会一声不吭地跳过去,拍拍床单上的泥点,将有水渍那面翻到外面。

睡了一觉后,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痒。早晨掀开衣袖,皮肤上没有半点异常,我不敢说,怕又是自己的矫情作祟。

到了晚上,一个个红点冒出来,稍稍一碰,就痒得难受,那些地方甚至被我挠出了血。我没有当着外婆的面说这件事,而是将母亲喊出来,拉开衣袖说:“你看,外婆的床上有虫。”母亲很紧张,立马问我:“你没有对外婆说吧?”

我摇头:“当然没有。”

母亲说:“外婆要是知道,床上的虫将自己的外孙女咬成这样,肯定会心疼得哭的。”晚上,我卧在床头,掉漆的木门被推开,外婆关切的目光探了进来。她朝我看一眼,从背后拿出几粒糖果和一盒饮料,兴冲冲地问我:“你吃不吃?”我连忙将衣袖拉下来,对她说:“我吃。”

外婆有点惊讶。以前我从不吃她放在桌上的零食,那些零食從头到脚弥漫着山寨和小作坊的气息——模糊的印刷、冲鼻的塑料味,我看见这些东西向来都是绕道走。

虽然如此,每年她还是乐此不疲地捧出一堆零食来。外婆一辈子都在与土地打交道,面对一个在新世纪长大的孩子,这些零食大概是她所能提供的最贴合我兴趣的东西了。

离开外婆家的那个早晨,我贪睡,外面已经艳阳高照,我依然不愿起床。

室内极静,我听见轻轻推门的声音,接着耳边响起纸张打开又叠好的声音。我探出头去,看见外婆的身影。于是我喊住她:“外婆,怎么了?”她停住,看着我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她指了指我枕边的两百块钱:“给你的压岁钱。”我哭笑不得,将钱还给她:“外婆,我都多大了,您还给我压岁钱。”她又将钱塞回来,嘟囔着:“大什么大,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我不收,将钱塞进她的棉衣外兜里:“这个钱您留着自己买点东西吃。”她忽然瞪起眼睛,一副要生气的样子,强硬地将钱塞入我手中:“拿着!外婆要生气了!”我只好将钱默默地收起来,重新钻回被窝。

这时,我听见她说:“等你结婚了,我就不给压岁钱了。”停了很久,又慢慢地说,“也不知道外婆能不能活到你结婚……”

吃过午饭,我们一家人便要动身回去了。整理行李时,我偷偷将那两百块塞到母亲手里,小声对她说:“这是外婆给的,你给外婆还回去。”母亲有点惊讶,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一切东西归置完毕,我和父亲坐在车上,等待母亲。过了几分钟,母亲从低矮的木门里钻出来,后面跟着步履蹒跚的外婆。

母亲一步三回头,朝外婆说:“别送了,外面冷。”

外婆不依,跟在后头,不住地用手整理母亲的衣角。

母亲上了车,我用询问的眼神望向她。她说:“钱还给外婆了。”我舒了一口气。接着母亲又说,“外婆哭了,问你为什么不要她的钱。”这是我又一次听到“外婆哭了”。

车窗外不远处,外婆正站在那儿暗自抹泪。我打开车门,跑过去轻轻抱住她。外婆身材矮小,被我的突然一抱吓住了。过了几秒,她反应过来,也轻轻地抱住了我。自我有记忆以来,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一个拥抱。这个拥抱来得很晚,还好不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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