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中夜作书与元九
白居易
心绪万端书两纸，
欲封重读意迟迟。
五声宫漏初鸣后，
一点寒灯欲灭时。
白居易诗鉴赏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春，当时白居易三十九岁，在朝中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他的好友元稹因为弹劾tan官触怒宦官，于这年二月被贬为江陵士曹。元稹在后期依附宦官，但前期在政治上思想和白居易大致相同，他们都以不媚权贵，直言敢谏著称。弹劾tan官本来是为国除弊，见义勇为；而且元稹当时任监察御史，弹劾原是他分内职责，但由于这件事触怒了宦官，触怒了当时的一股腐朽势力，结果不仅tan官未受惩处，相反元稹却被贬官逐出了京城。而且此时元稹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他的妻子韦丛于前一年去世了，从元稹后来所写的《三遣悲怀》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很好，韦丛的去世给元稹的生活、思想也蒙上了一层悽苦的－阴－影。元稹就是这样带着沉重的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打击到江陵去任士曹参军的。
作为元稹好友的白居易，此时也正是他一生中嫉恶如仇、斗争性*最强的时期，著名的《秦中吟》、《新乐府》就作于这个时期。面对元稹的被贬，白居易曾接连三次上疏论救，但除了引起统治者对白居易的不悦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大约就写于元稹被贬往江陵之后不久，白居易在翰林院值夜班的某个黎明。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对好友的无限思念、无限关心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明确说出，他只是写自己写完书信后，将信纸装入信封；又觉得似乎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完，似乎还应当补充或修改些什么，于是又把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但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什么。因此心潮不定，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从。诗人这时具体都想了些什么，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其他诗中推断出来。例如，这里有他对元稹生活起居的关心，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更有他对元稹不幸遭遇的同情和他对朝廷里那股恶势力的无限愤慨，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况在名利途，平生有风波。深心藏陷井，巧言织网罗”。此外或许也有他对自己从前思想行为的总结回顾，和自己日后究竟当怎样生活、怎样处世的展望。因为他写了《秦中吟》，已经使“ 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由于他写了《登乐游苑望》又使“执政柄者扼腕矣”；而《宿紫阁山北村》更使“握军要者切齿矣”。今后自己的路子该怎么走，这些也是该和老朋友一起商量的；当然眼前最重要、最迫切地还是为元稹申冤，自己定当竭尽所能为之申说，但是朝廷里恶势力很大，寡不敌众，正不压邪，元稹的事情恐怕也难以很快解决，这是愧对老朋友的，如此等等。这些话，有的也许已经在那“书两纸”上写了，也许有的没有写，因为引起了很多联想和回忆， 这封信看来是写了好长时间，也可能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以致直到五更天气，已经快到上早朝的时候了，他还没有装上封好。“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寒灯欲灭时”，诗人迟疑茫然的神情与一盏光焰摇曳，奄奄欲灭的寒灯相映衬，显得多么空旷、多么沉寂、多么悽清啊！然而更鼓也提醒他，他的思绪必须从几千里外的江陵收回来了；这封信也必须立即收束封缄了；眼前这种尽管寂寞但却可以自由地驰骋自己对朋友思念之情的环境气氛，也马上就要消失了；那个被权势、被名利扭曲了的社会马上就要复苏起来、活跃起来了。这些不由地又使诗人的心头涌上一层漠漠的焦躁与哀愁。
这些都是我们的分析与推测，诗中并没有明说，实际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还要远比我们所说的这些更深沉、更微妙。白居易的诗有许多因为直白而被人批评指责，而这首《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却是异常含蓄的。他只给我们描绘了一种环境气氛，一种饱含感情的生动形象。至于这个形象在想什么，诗人根本没有说，一切都在不言中。而这种“不言”，却恰恰是他在《琵琶行》中所说的“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