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是川端康成晚年的作品，描绘了战后京都一户人家中，女儿千重子寻觅到失散多年姐妹苗子的故事。
对日本稍有了解的人便知，日本人民族性中有一种孤傲的个性，与单纯的西欧式傲慢与中国式高傲有所不同。武士道的忠勇——尤其是勇猛——在二次大战中消耗殆尽，但他们行为与思维方式中近乎偏执的自命清高却逐步演化成了现代日本人个性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古都》时，不免感受到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悲愁。这些悲愁，源于孤傲。
千重子是被领养的孤儿——而不是如其父母所称的抢来的孩子。这是千重子灵魂晦暗的底色的由来。因为领养的前提是抛弃，是被遗忘、被放弃。这对于自尊心强烈却从不表现的岛国女孩来说，是一种无法愈合的创伤。因为孤傲，所以力求自身的完美。而力求完美，一方面是追求自身的无罪高尚，即不带给他人忧愁与负担；而另一方面，则是争取与其他出身良好的友人站在同一条人生起跑线上，是要赢得全部应有的尊重……是故，她在心中堵塞了一块顽石的情况下仍需全心全意爱她的父母，投入当下的生活。
一开始，就像书中说的“她并没有改变对太吉郎和阿繁的亲和爱，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当她遇见苗子之后，许多潜在的问题浮现了：亲生父母的归宿、养父母对自己真实的评价乃至应该面对还是回避生活——生活，有时就是“不幸”。尽管文中并未明言。所幸千重子所遇到的问题最终没有带来什么苦难与祸患，因为她的亲人与追求者也都是善良与宽容和博爱的。
命运弄人，千重子生活在虽然没落但依旧殷实的商人世家，有慈爱的养父母。这一切不能使她感受到孤儿应有的痛苦与悲切。她所感受到的只是邈远的呼唤，与近乎闲愁的哀感。但就是这一层淡淡的愁绪已使她离开了那人潮汹涌的京都一小步。她仍在家庭中，但心中的疑惑与悲哀使她与世界隔了一道透明的墙。
若说苗心与千重子有什么隔阂，那是苗子的思想的国界。苗子自幼在农家长大，比千重子更成熟，阶级意识在她心中早就扎根。她一方面充分爱护与接收千重子，但却无时无刻不铭记着他们身份的巨大差异。她无法也从未设法融入千重子现今的家庭。孪生姐妹，因生长在不同的环境，注定了她们一生中在某些方面的对立。阶级的产生，有时不是什么征服与压迫，而是同一志趣背景的人向一处聚集后产生的团体。共产主义者只认为上层阶级倾轧下层，故阶级是不应存在的。孰不知，社会要有分工，个体差异要正视，个性要有发展的空间，阶级是迄今为止最自必然的结果。苗子，当她静观资产阶级的千重子向她伸开臂膀，只可以去拥抱一次又走回原处。日本人的高傲不容她作分外之念。
太吉郎是千重子的养父，他也是寂寞的。作为店主，他不愿意管理、竞争；他隐居在嵯峨山中，用他并不天才的思绪去创造光怪陆离的服装。他一心结合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流行文化，但他的同行们也许是在用西方现代化经营方式推销日本货物。二战之后，日本人第二次对自身历史产生了质疑。没有五四、文革时的疯狂毁灭，却是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慢慢淘洗净了古日本的美丽花纹。这与文革不同，这是良性的改革。但谁说良性改革就没有损失呢？太吉郎眼中的京都，在改变，变得比他更快。没有进取心的人在大潮中落后，但又孤傲得不愿认输，终于孑然一身。
中国人的高傲是自豪和乐观，西欧人的傲慢是自信和刚毅，而东洋人的孤傲却是清高与顽强。《古都》讲述了平凡、可爱又可敬的几个京都人颇不宁静的人生的一刻。有时，我们孑然一身“走过地铁和人海”（孙燕姿《遇见》），此时，大可以去品味一下十六七岁的千重子在老枫树下观赏两朵紫花地丁的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