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遗响于悲风
——《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对于对其只闻其名而慕名而来的读者显然是不友好的。完全不同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小说（有明显主角光环的主人公），《儒林外史》并无“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可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交代大致结束时，通过慕名拜访、旅途偶遇、科举同年、亲戚朋友等等不一而足的社会关系，叙述的重点自然转向了新的人物。而在刻画新的人物时，之前出现过的人物仍会偶尔出现于坊间流言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不妨就将此认为是所谓“儒林”。这种庞大的网状叙述不仅展示了吴敬梓对书中繁杂细微内容的组织与处理的功力，也为读者带来了各不相同却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但同时，所谓“不友好”即在于，读者自始至终都被一种“陌生感”所包围。也许刚刚熟悉了某一个人物及其周围的小环境，作者已然将叙述的重点转向新人物与新环境，而基本熟悉新人物不过片刻，作者着力刻画的对象又发生改变。不断有新名字因为各种社会关系跳入读者眼帘，而当作者在后文偶尔提及已经出现过的名字时，读者对其的印象可仅仅限于这个名字“出现过”，至于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要么张冠李戴，要么干脆忘得一干二净。倘若没有对书中内容细细整理，这种“陌生感”带来的挫败感很容易导致中途卒读。
但若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在楔子中对王冕的褒扬已经暗含了作者对“科举入仕”这条路本身的“厌恶”。读书问道、上下求索在未与功名利禄挂钩之前，本是读书人“成圣”的法子，可当其一旦成为社会中大多数人实现阶级跨越，考取功名的唯一道路时，芸芸众生的人性百态方尽数体现。有人虽闭门苦读却不恋功名，一心求道，喜结天下良朋；自有人科举舞弊，狗仗人势，最好附庸风雅。人人家境不同，性格迥异，人生追求自然不同。在本书中，除“道”以外，人所追求的不过“钱”与“权”，甚至“色”都罕见（即利己性强）。这里所谓“道”，是指以当时的道德规范为个人行动指南，求学苦读不为钱权，而是为了提高个人精神素养的人（这里的定义仍有失偏颇，但重点在于将人生的终极追求与钱权加以分割）。人生而不同，渺渺一生追求何物，在我个人看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显然社会道德自有其评价指标。似乎追名逐利更显得俗，而修身养性更雅一些（也许是因为相较于追名逐利，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有更强的“利他性”，因而被社会道德观所褒扬（毕竟道德修养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儒学经典，而儒学的很多思想都提倡“利他性”））。这一点在百姓对官员的评价标准上也可见一斑。官员造福一方百姓，百姓为其造祠立传，使其流芳百世；若剥削成性，使百姓道路以目，苦不堪言，其百年后自会遗臭万年。而这里“百姓的评价”自然也是社会道德观的体现。总而言之，若能理解古代社会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本源之一是对“利他性”的提倡，那么自然不难理解，最为古代社会道德观所不齿的一类人，即是利己性强，道德观念淡薄，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甚至不在乎也不受当时的道德观念的拘束的人。更加具体的体现，即是招摇撞骗、夸夸其谈、附庸风雅、趋炎附势、狗仗人势......再回到文章中，不难发现牛浦郎、洪憨仙、匡超人......，正是在作者大篇幅的白描下，展现出以上特质，使读者读出了“讽刺”意味。
此时自然出现一个“矛盾”，倘若社会道德观如上文所言以“道”为最高追求，那么为什么有部分求学问道、不求功名的人在身边人看来是“迂腐不堪”、“呆串了皮”呢？难道此时所谓社会道德观没有影响到这些“身边人”的道德观吗？诚如是也。对修身养性的提倡来源于儒学典籍，倘若从未或基本没有受过先贤君子之道的熏陶（简言之：没读过书），那么由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自然会追求最直接且明显的“利”，即钱与权。倘若一个群体的受教育情况大致如此，那么不难理解在其眼中家徒四壁却仍勤学苦读、不慕名利的人是“呆串了皮”了。但不能因此现象就认为古代主流的社会道德观不是“修身养德”。
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利”与“害”的定义权，只属于且只应属于每个个体自身，且这种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的认知与外部环境的的变化而变化（如匡超人的转变）。如此方可解释有人舍生取义，而有人舍义取生——只是在他们所处的做抉择的时刻，有人以“义”为“利”，有人以“生”为“利”，如是而已。选择的不同按理说本应无高低贵贱之别，但甚至从“舍生取义”与“贪生怕死”的褒贬就可看出社会自对每种选择贴上高低贵贱的标签。究其原因，大概是在许多个人选择不仅仅只影响自身命运的抉择时刻，若这种选择的结果可以使他人得“利”，那么他人（受益者）自然会对此选择大加褒扬。这里需要区分两种“利”。一种是如上文所言每个人自身定义的“利”，另一种是在外界、在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利”（生命、财产、权力、地位、资源、人脉......）。前者是个体认知与包含后者的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后者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大多数人形成的对“利”的共识，即无数个前者中重合度最高的部分。每个个体的抉择一定会满足前者，可能会满足后者。举例而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的革命烈士们，自以为国捐躯为“利”，且救人于水火，既符合前者又符合后者；而如刘瑾、严嵩、严世蕃，自是仅仅只符合前者了。若照此逻辑对书中人物进行分析，不论他们做出如何“出格”之事，其动机也是清晰明了的。
读至书末，又被一股“虚无感”所包围。离往昔鲜活生动的以文会友、登高游楼仅仅间隔几十页，已然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拉长时间轴，不过百年的人生无论如何逍遥自在、快意江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如蜉蝣于天地，如一粟于沧海。即便是青史留名，也不过是多占用了史书的几页篇幅，多留下了几句注脚。时间轴拉得越长，越多个体存在过的痕迹被抹去。此书末尾，已无人知晓所追赐之人在世时有何纠葛，如何相与会友，如何谈吐，如何性格。他们留给后人的，不过几句谈资，几卷书选，几篇墨宝，几幅墓志。追赐名单上的名字，更像是一种记号，标记着以此冠名的人类个体曾经存在过。而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籍籍无名的个体就此消逝，走完了一生的旅途。说来也好笑，看到曾经无比熟悉、有血有肉、或温文尔雅，或嬉笑怒骂的人物形象湮灭于风，全书就此完结时，就如同亲自送别身边熟人一一离世一般，悲从中来，无法自拔。倘若吴敬梓以身边亲朋为原型塑造人物形象，可想而知当他风烛残年之际亲自为一段段的人际关系画上句号时，往昔之事涌入脑海，心中该是何等的情愫。如何生活，如何选择，如何把握在世的人生......引人深思。
除此以外，本书的现实意义无需多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儒林之中的众生百态，当然能在现实社会一一对号入座，甚至现实相较于小说更加荒诞。读这本书，读出所谓“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的感觉是远远不够的。白描写实的文字的内蕴，远比“讽刺文学”丰富得多。人各有感，但我自以有缘相识《儒林外史》为荣。
阅读已完，总结已毕。向前望去，崎路漫漫，书海茫茫。此篇的最后，不妨就以此词结尾吧：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
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