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开封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
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编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
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
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