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雨夜走近孟子的，那夜很静。寂静中，我直视着孟子的眼睛，我看到的是一种被称为“忧郁”的东西。
孟子的思考极为缜密，孟子曾提出一种关于“人”行为的准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此四者，非‘人’也。”虽然，孟子对人行为准则的诠释，并没有超越孔子的“仁”和“道”。但最重要的是，他将孔子侧重个人修养的“仁”和“道”，发展为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曾天真地幻想过这样的一种小康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我想他的这些想法一定遭到当时许多人的冷嘲热讽，可他全然不顾，坚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疑，孟子是一个思想家。这种思想，源于他对当时人民苦难的思考，源于他对当时暴政肆虐的思考。在战国群雄逐鹿的混乱时期，孟子的这些思想，则是许多思想家所不能及的。
虽然，孟子满肚子的治国韬略，虽然他也像孔子一样，四处游说诸侯，可无人采纳他的意见，以为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他只得在65岁以后，沮丧地退居老家，也像孔子一样授徒讲学。
我无法沿着孟子的脚印，去追随属于孟子的那充满屈辱和坚韧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孟子留下的文字里读出他的铮铮铁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尽管，现在很有些人早已把它扔到了垃圾筒里，嗤之以鼻，但我却从“大”那简单的笔画中，看出一个顶着天的“人”。
这“人”，充满着一种叫着刚烈的东西，他远远不像孔子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生与义不能兼得，他宁可取义，也无意苟且偷生；当死与不义不能同避时，他宁可赴死，也不愿躬行不义。“舍生取义”，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读出的却是昂昂乎的浩然正气。它曾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慷慨赴难，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道德准则。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把这些文字存放在历史中，历史为之而光彩；把它们拿出来放到现在，依然充满了一种魅力，思想的魅力是最为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