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大概会经常听到有人告诉你他们有多忙。“忙！”“很忙。”“忙疯了。”已经变成了“你最近还好吗”的默认回答。很明显，这些都是伪装在抱怨之下的自我标榜。对于它们的常备答复是：“忙一点好，”或者“总比不忙强。”
我们并不愿意这样生活，这是我们相互逼迫的结果
说自己忙的人，通常并不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马不停蹄地换班、也不需要乘公车在三份只能拿最低工资的工作之间奔波；这些人并不是忙碌，而是疲惫。人们唉叹的忙碌生活几乎都是他们强给自己的：自愿性质的工作与职责、那些他们“鼓励”孩子去参加的课程与活动。他们忙，是出于自己的志向、动力或者焦虑情绪，只因为他们对忙碌上瘾，并且恐惧无所事事的感觉。
我认识的所有人几乎都很忙。当他们不工作、或者做无益于工作的事情时就会感到烦躁和内疚。
如今，连孩子们也很忙，安排参加各种课程和课外活动都精细到半小时。他们在一天结束后回到家，像成年人一样疲惫。我曾是“挂钥匙孩子”的一代，每天下午都有三、四个小时完全空余，在这段没人监督的时间里，我阅读《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制作动画电影、集结伙伴们去森林里打泥仗，所有这些都给予了我重要的技能与见地，直到今天都弥足珍贵。那些空闲时光的生活状态成为了我如今想要达到的生活目标。
目前的歇斯底里并不是不可逃避的现实；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并且我们默许了。不久前我和一位朋友用Skype通话，她因城市里高昂的房租而被迫离开，如今生活在法国南部小镇的艺术家住所里。她说，在这么多年劳碌之后，生活第一次变得快乐又轻松。她依然能完成工作，而不必耗费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她说这就像大学时光–有一大群朋友，每晚都在咖啡馆里相约相见。她又找到男朋友了。（有一次她懊丧地总结了纽约的约会方式：“所有人都很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她曾对自己的性格有错误的认识–过度奋发、神经质、焦虑和悲伤–后来发现这都是生活环境引起的畸变。我们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参与交通堵塞、体育馆踩踏或者高中里残酷的等级制度–这些都是我们相互强迫的结果。
我们狂乱的日子其实只是抵御空虚的篱笆
忙碌是存在的证据，是一堵隔离空虚的围墙；很明显，如果你很忙、日程满满、时时刻刻待命，那你的生活就不可能被认作是愚蠢、渺小或者没有意义的。我以前认识一位在杂志社实习的女士，中午不许外出吃饭，以防有紧急事件需要她处理。这是一家娱乐杂志社，它存在的意义在遥控器上的“菜单”键出现后就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伪装出来的重要感只能理解为根深蒂固的自欺欺人。
我不忙。我是我认识的最没志向的人。像很多作家一样，每当不写作时就觉得自己很堕落，不值得继续活下去，但是我又觉得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已经足够支撑我在地球上多活一天了。在我最舒适的日常生活里，我早晨写作，下午骑很久的单车跑路，晚上会见朋友、阅读或者看部电影。这，在我看来，是个正常又愉悦的生活节奏。假如你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踢开工作、一起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AmericanWing画廊看展、向中央公园的女孩子们抛媚眼、或者干脆喝一整天冰PinkMinty鸡尾酒，我会说，什么时候？
但就在前几个月，出于工作要求我不知不觉地忙了起来。我第一次可以摆着严肃脸告诉别人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做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如此享受这种抱怨；它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被人需要、被人利用。不过我实在很讨厌份忙碌。每天早晨我的收件箱里都挤满了邮件，要求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摆给我一个现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切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终于，我逃出了城，来到了隐居地（UndisclosedLocation），现在就在这里写着这篇文章。
在这儿，我完全不被工作职责所骚扰。这里没有电视。我必须驱车到图书馆才能查电子邮件。我生活了一个礼拜，没有与任何我认识的人见面。我记住了芹菜花、臭虫和星星。我阅读。并且几个月以来我终于出了几篇正经文章。我必须让自己沉浸在这广袤的世界之中，否则在生活这一话题上就没什么内容可写，然而我也永远说不清楚生活到底是什么，只有好好生活一番，才能找到最好的词语来形容它。
人生苦短，容不下那么多忙
闲暇并非仅是假期、放纵或罪恶；我们的大脑需要它，就像身体需要维生素D，所以如果它被剥夺，我们的精神就会像身体得了佝偻病一样扭曲变形。悠闲给予我们的空间和宁静，是我们能走出生活从而能全面审视它的必要条件，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经历，等待如夏日雷电一般狂野的灵感–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我们需要悠闲来完成工作。“白日梦往往是我们所做工作的本质，”托马斯·品钦在他关于懒惰的一文中写道。阿基米德的“尤里卡”、牛顿的苹果、杰基尔和海德的苯环：历史总是充满了灵感的故事，它们恰恰来自于悠闲的时光与白日梦。它甚至让你怀疑，那些浪子、懒人和无名小卒，是不是与勤奋之人一样，对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创造和杰作有着同样多的贡献。
“未来的目标就是消除雇佣关系，我们才得以尽情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消灭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或许听起来像一个抽水烟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说辞，然而这实际上为亚瑟·C·克拉克所言，他让自己生活在潜水和弹球游戏之中，为了撰写《童年的终结》并思考通信卫星的概念。我的老同事泰德·拉尔最近写了一期专栏，提出将收入与工作分离，并给每个公民提供生活保障支票，这听起来像是个疯子的提议，就像堕胎、普选和八小时工作日这些曾沿袭了近一个世纪的基本人权一样。清教徒将工作转化为了美德，但很明显的是，他们忘记了工作是上帝发明的用来惩罚人类的工具。
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行事，也许它就离毁灭不远了。但我认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应当介于我拥护的慵懒与其他人无止尽的疯狂斗争之间。我的作用只是提供不良影响，像一个在教室窗外对正襟危坐的你做鬼脸的小孩，敦促你找个借口逃离这一切，走出来，一起玩。我坚定的悠闲感更像一种奢侈而非美德，但是我的确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很久以前做的，选择时间而非金钱，因为我一直都明白，活在这个地球上能做的最好投资就是把我有限的时间花在我爱的人身上。我想临终之前我可能会后悔自己没有努力工作，但把所有这些话说完后，我还是觉得自己真心希望能和妻子多吹吹海风、和宝贝女儿多一次玩耍。
人生苦短，容不下那么多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