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保的角度看，倒掉一碗饭比扔掉一堆塑料制品的罪恶感要小一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剩饭不出3天会腐烂降解。但是，长期关注香港的食物浪费、垃圾处理的独立记者陈晓蕾说：“如果你吃一盒叉烧饭，10块叉烧只吃了7块。你死后，7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块叉烧，埋在填埋区域10年都不化。”
香港的3个垃圾填埋区即将饱和，其中有1/3是——剩饭剩菜、瓜皮果壳、超市处理的过期食品。但是，单纯从道义上谴责浪费，作用有限。陈晓蕾在内地看到餐桌上居然有鲍鱼剩下——餐桌浪费背后有面子的问题，也有体制的影响。比如，鲍鱼或许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
“剩饭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政府颁布的某条法令，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某项运动来解决。《剩食》一书的作者陈晓蕾告诉我们，在香港，剩饭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社区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NGO长期不懈的努力。
“环保是一个很生活的题材，需要用生活的方法来处理生活垃圾，而不只是颁布某条法令。处理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关键是让市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处理。”陈晓蕾说。所以，每次被问及一个城市该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垃圾时，她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在香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NGO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一个通行的、统一的办法，也没有政府强制主导的行为。事实上，在“剩饭”问题上，政府还得向经验更为丰富的NGO请教，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深入社区解决问题。
曾经在日本研究过有效微生物的刘家强成立了“微生物技术小组”，培育出香港本土的Bokashi（日语“发酵”一词的音译），用于分解。本土Bokashi的价格相对低廉，发酵后可以作肥料，而且使用本土Bokashi，发酵过程中不会有异味，特别适合屋顶种菜的家庭。
乐饷社主要接受食物生产业界捐赠的食物，再转送给十几个慈善团。香港的很多食品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会将卖得不好的食品整批丢掉。比如，面太脆，影响了口感，就会被丢掉。乐饷社与很多商会都建立了联系，通过商会找到进口商，将这些面要过来，由慈善团体送到弱势人群手中。
惜食堂主要回收酒店的，他们有自己的食品安全专家，确保食用后的安全。陈晓蕾说，其实由酒店捐出来的食物并不是客人吃剩的，而是厨房多准备的。比如，酒店一天做12个派，正常的消费量大概是10个，剩下的2个预备着应付特殊情况，这最后2个派通常被扔掉。
捐助者由于担心捐出食品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一般都会找律师写一份合约，承诺捐出的食物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有人食用之后出现问题，不可以诉诸法律。这是遵循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该法原意是为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对弱势人群施以帮助。
无论身处哪种社会环境，个体都可以选择不浪费或者少浪费的方式。在《剩食》这本书中，陈晓蕾用一碗鱼骨熬制的鱼汤讲述了一种新的方式。蒸鱼不放酱油，吃的时候蘸酱油便可。吃剩下的骨头、鱼碎加一碗水，放料酒，大火煮15分钟，就是一碗鱼骨浓汤。浓汤去掉鱼骨放入冰箱冷冻，用来焯菜、煮面、当上汤。还有一个绝妙做法：鱼汤加豆腐一起煮，再撒上一把冰冻小虾。好与月收入没有必然的联系。
爱惜食物不只是节俭的体现，当代年轻人主要还是受到环保教育和绿色革命的影响。陈晓蕾说，在英国，年轻人吃素、使用公平贸易产品的比例比他们的父辈高；台湾有很多返回乡下种地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想继续被纳入消费社会的体系，不想过一种被商品塑造的生活，为了买更多的东西努力赚钱，让自己每天压力都很大，实际的质量很差。
还有很多处理的案例，比如用废弃的鹅油做肥皂，用果皮加上糖做成酵素，替代化学清洁剂。这些“慢”方式与追求高效的现代相悖。如果自己没空去做，可以去买这样的产品。方式一时难以改变，至少可以慢慢改变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