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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演员的“横漂”自白

2022-04-24生活

我从小就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

2004年我19岁,一腔热忱一穷二白,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爆爆料”,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博取眼球。我当时心高气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儿,没有答应。那时候曾试着写电影剧本大纲,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纲要买版权,不给署名,被我一口回绝了。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入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吧,一直萎靡不振的,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

那个傍晚,我坐在马路边,迷茫地望着四周,然后眼瞅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那辆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你去横店了吗?

2006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横店。从上海出发时身上只有300来块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块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我连门票都买不起,只好在门口徘徊。

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儿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呀!”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想了想,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聊了一会儿,群头说:“我这儿正好有个活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没问题呀!”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当时我没地方住,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我住在一间只有床和一张破桌子的房子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群众演员当时一天才20块钱,特约要80~100块。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说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没看到我们的戏服是脏的你的是干净的吗,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吗,你是特约,你那个群头从来只接特约的戏!

我才发现上当了。我没有继续跟着他干,扔掉靠山,从此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单干生活。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组跑龙套,8小时20块钱,超出1小时5块钱,但如果要当天现结账,每20块钱扣2块,5块扣1块。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穷,等半个月再结账就要挨饿,所以大家都选择现结。

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当时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他结了账,叹口气说:“你何苦呢?跑到横店来干嘛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10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来块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儿,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

离开横店没多久,听说《赤壁》就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以接散活、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没有读下去。

2008年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几零几室,你有空就来坐会儿。

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心理,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粉”,电话号码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他一天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块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凭着半块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只能挨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挣二三十万元是低估,以为我过着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次日早晨5点。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收入可能1万多元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地每月拿一万多元,福利待遇也都稳定。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元,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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