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小就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
2004年我19岁，一腔热忱一穷二白，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爆爆料”，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博取眼球。我当时心高气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儿，没有答应。那时候曾试着写电影剧本大纲，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纲要买版权，不给署名，被我一口回绝了。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入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吧，一直萎靡不振的，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
那个傍晚，我坐在马路边，迷茫地望着四周，然后眼瞅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那辆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你去横店了吗？
2006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横店。从上海出发时身上只有300来块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块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我连门票都买不起，只好在门口徘徊。
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儿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呀！”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想了想，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聊了一会儿，群头说：“我这儿正好有个活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没问题呀！”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当时我没地方住，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我住在一间只有床和一张破桌子的房子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二
群众演员当时一天才20块钱，特约要80～100块。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说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没看到我们的戏服是脏的你的是干净的吗，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吗，你是特约，你那个群头从来只接特约的戏！
我才发现上当了。我没有继续跟着他干，扔掉靠山，从此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单干生活。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组跑龙套，8小时20块钱，超出1小时5块钱，但如果要当天现结账，每20块钱扣2块，5块扣1块。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穷，等半个月再结账就要挨饿，所以大家都选择现结。
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当时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他结了账，叹口气说：“你何苦呢？跑到横店来干嘛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10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来块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儿，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三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
离开横店没多久，听说《赤壁》就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以接散活、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没有读下去。
2008年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几零几室，你有空就来坐会儿。
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心理，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粉”，电话号码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他一天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块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凭着半块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只能挨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挣二三十万元是低估，以为我过着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次日早晨5点。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收入可能1万多元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地每月拿一万多元，福利待遇也都稳定。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元，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