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问过很多人，为什么“江山不幸诗家幸”的状况没有发生在中国？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日瓦戈医生》或者《红字》那样的作品？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审查。
格非：肯定不仅是审查和新闻出版制度的原因，我看到很多在海外的人也没写出什么好东西。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作品，因为中国没有那样的人格。你要做一个相对伟大的人，社会强加给你的失败感、孤独感和绝望感是必须要忍受的，耶稣也好，佛陀也好，孔子也好，不都是这样的吗？社会根本不待见他们，只好东游西窜。你只能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坚持，把失败感作为一种财富接受下来。问题是我们现在都不愿意承担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的东西，都要拿刀头前面的那一点蜜。
蒋方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生活压力很大，总是被幻想中的未来吓倒，比如没房、没车、一直穷困，后来我非常仔细地算了一笔账，发现我想要在北京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能买书、偶尔去听个讲座、看个演出，大概每个月三四千块就够了。那一刻我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就消失了。
格非：今天做一个正常人是不容易的。我们特别需要警觉、分析力和反省力，需要有个锐利的分析方式，去了解社会背后的东西，才能获得一点点现实感。不久前我跟韩少功聊，提到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本能地希望多挣一点钱，本能地希望自己的小说多卖一点，因为不知道以后老人、孩子会怎样。最后我们达成了共同的想法：如果你有反省力，反过来想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譬如清代中期以前的作家，没有任何稿费，也没有任何印刷，看不到作品出版，他们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反省清楚，我们写作的时候可能更坚定。如果能把反省力引入思考，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切实的帮助，至少不会让你崩溃掉。
蒋方舟：我最近看库切的书，他的一些作品很明显是知识分子小说。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出现真正好的知识分子小说？能找到的就是《围城》这样的。感觉知识分子被整个生活吞噬了，没有能力改变周围的人。
格非：知识界有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力已经很小。过去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用戴维·洛奇的话来说：“知识分子总是坐在飞机的尾部。”坐在头等舱、公务舱里的都是银行家、演员、名人，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舞台突然变小，大学的效力也在失去，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发言人变成了媒体和资本，知识分子要板起脸来教训谁，是很可笑的事情。同时知识分子仍然拥有相当的权力，它作为公众人物仍可发言。但今天，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利用权力的时候是大量获取利益，而不是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蒋方舟：相对其他作家，我总觉得您的生活、写作相对更纯粹一些，毕业之后就开始在大学任职，校园的环境是否会让你的写作更有一种被保障的安定感？
格非：我的朋友圈子里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多得是，他们看到我时，会本能地同情，当然不好意思直接给钱，就用另一种方式，譬如经常说：“你为什么不到《百家讲坛》开讲？请你去你就去嘛！”这个时候我就会有压力。但坐在家里，打开窗户，看到外面施工的工人，他们就睡在马路边上，连帐子都没有，你会觉得自己是大学教师，有房子，有工资，有医疗保险，虽然不是万无一失，但已经是很好了。
蒋方舟：所以说，应该在一个底线上追求自由的生活。
格非：你可以创造财富，可以有不同的金钱观，前提是你要生活，要投入。很多人是不投入？比如有人觉得现在人心不古、缺乏信任，他就会对所有人都防备，他觉得自己聪明，一生没有人能骗得了他，其实最大的骗子就是他自己，因为没有投入，一生白过了。中国现在充满了这样的聪明人，其实他们才是最蠢的。如果你永远假设别人是坏人，永远在维护自己的安全感，很可怜。
蒋方舟：也有人觉得，你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校园里的生活环境，使得你跟大众之间的关系其实还蛮远的。你认为呢？
格非：我当然希望更多人看我的书，但也不能做更多的妥协。如果有读者说看不懂我的书，或者觉得我的书和他的鉴赏水平有一些距离，我觉得这更好。我觉得好的小说是掩卷型的，你看脂砚斋点评《红楼梦》时，他就经常停下来，他会思索、会难过。好的书一定有某种阻滞感，当然今天的小说家必须在流畅和阻滞之间寻求平衡，但我觉得经过现代小说训练的作家完全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谨慎，你可以使用技巧使小说更轻快，但不见得要放弃自己的原则，一定不能太流畅。让读者能进入思考，这是小说的功能。如果把这个都放弃，那就成为一个大众作家了。我不能与此沆瀣一气，哪怕因此读者少一点。要能承受自己的失败感，这是衡量一切好作家的标准。
蒋方舟：在一个文明失落的时代，一个人可以选择的方式无非是顺从、反抗或自我放逐，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格非：很复杂。首先是和社会保持疏离感，不能把自己交出去，一交出去很容易被裹挟住。章学诚说过：“做学者最重要是要逆时趋。”时趋就是大势所趋，但你作为知识分子要反过来，纠时代之偏。这样肯定成为众矢之的。但那个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觉得逆时而动的是英雄，你往某个墙上撞死了，了不得；今天不行，你死也可能是白死。这个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生活才是符合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