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高级哺乳动物也会做梦。杰克•伦敦在《野性的呼唤》中创造的那个艺术典型巴克，就是一只会做梦的狗。当它躺在篝火旁打盹时，它梦见自己野蛮的祖先，在梦中挣扎吼叫。当然，这只是文学创作，动物究竟有什么样的梦境，至今恐怕还无法准确地知道。但是，梦肯定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而且是人的神经生理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睡眠有慢速眼动期和快速眼动期，称之为慢波时相和快波时相。做梦是在快波睡眠时，睡眠中枢的某些脑细胞被激活，并引起临近部位其他机能系统的细胞激活，将信息传达到大脑皮层而使相应的部位激活，并按以往的模式处理来自低级部位的各种不相干的，甚至彼此矛盾的信息，产生了缤纷离奇的梦。如果连续剥夺人的快速睡眠，使人无法做梦，就会出现心理反常。做梦是人恢复脑细胞功能的过程，对人积累、整理、储存外界和机体信息，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梦又绝不是单纯的神经生理活动，毋宁说，梦是人类独特的文化性精神活动。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弗洛伊德在写作他的传世之作《梦的解析》期间，自己就做了一个梦。友人弗里斯寄来一篇关于生理发现的论文，弗洛伊德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字感情色彩过强。夜里他梦见一句话：“这显然是以‘娜拉、爱克达尔’文风写成的。”这个“娜拉、爱克达尔”的怪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弗洛伊德想起自己刚刚读过一篇批评易卜生的论文，娜拉是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爱克达尔则是他的另一部戏剧《野鸭》中的人物。那篇批评易卜生的文章正是认为他的剧中的场景感情色彩太强，而这和弗洛伊德对易卜生的评价是一样的。
在艺术史上这样的美梦更是令人神往。1714年，意大利音乐家塔蒂尼在梦中遇见一个魔鬼，他用自己的灵魂换取魔鬼演奏一首小提琴曲，觉得魔鬼的演奏真是美妙绝伦。醒来立即将梦中听到的曲子用笔记录了下来，但已经比梦中之曲大为逊色。这就是有名的小提琴曲《魔鬼的颤音》，在第三乐章中就有这段著名的魔鬼的颤音。无独有偶，美国音乐家罗伦1963年创作了一首动听的交响诗《梦》，他自己解释说：“二十年前，一梦醒来，我写了一首诗，题为‘狮子’。诗稿早已散失，但这场梦至今还清楚地留在记忆中。我在梦中打开了青春的门户，也从中发现了音乐。这是我们时代的音乐：巴赫、肖邦、柴科夫斯基等都已被打入冷宫，瓦雷瑟、米约等人的唱片，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探戈却充斥于耳……现在我把这首被遗忘了的诗篇用管弦乐写出来。”
其实，对人来说，除了真正的梦之外，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人类精神的隐喻。梦是人类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象征。人生苦短，如梦如幻，南柯一梦，一枕黄粱。苏子赤壁怀古，慨叹“人生如梦”；诸葛南阳高卧，长吟“大梦谁先觉”；圣哲孔夫子也曾悲呼：“甚矣，吾衰矣，不复梦见周公。”
以梦喻人生，是一种彻悟。多少柔情蜜意，多少灯火楼台，多少繁华绮丽，多少伟绩丰功，转瞬逝去，情何以堪。此情只待成追忆，世如春梦了无痕。视之如梦，也是一种无奈的解脱。曹雪芹叹道：“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于是才“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不过，梦作为隐喻并不都是消极的。梦是理想的象征，是美丽的憧憬，也是对苦难现实的精神抗争。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日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梦。”征文结果收到144个人的247个“梦”，其中最多也是最伟大的梦想是“大同世界”。
确实，梦是人的伟大权利，是梦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古往今来，人类是通过梦想走向进步的。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伊卡洛斯就曾装上翅膀，飞离克瑞特，因飞得太靠近太阳，翅膀的蜡融化，坠海而死。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地飞翔，是人类多少代人的梦想。1905年6月，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终于驾驶“飞鸟3型”双翼飞机飞上了天空。1969年7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3时51分，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指令长阿姆斯特朗爬出舱门，4时零7分踏上月球表面，人类登月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梦与现实并非永远不能契合的两条曲线，推进文明进步的历史巨人都是梦想家，梦是一切惊天动地的行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