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年轻人看不惯老年人，相互不能容忍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老年人的一切活动便是为了收集话柄，准备有朝一日数落这些年轻人，而年轻人则窥测时机，以证明老年人愚昧无知。帕洛马尔先生真不知该说什么。即使有时他想插话，也无法启齿，因为双方都那么固执己见，不愿听他那连他自己都不甚明白的道理。
其实他并不想阐明什么道理，只是想给双方提些问题。
那得有人请求他讲出那些话。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要向他请教什么。
既然如此，帕洛马尔先生只好自己来细细体会对年轻人讲话的困难。
他心想：困难在于我们之间有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我们这辈人与他们那辈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破坏了生活的连续性，使我们之间失去了共同的参照物。
继而他又想：不对，困难在于，每当我要谴责他们，批评他们，鼓励他们或者劝诫他們时，我总是想，年轻时我若受到这种谴责、批评、鼓励或劝诫，我也不愿意听。时代变了，人的行为、语言、习俗都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我年轻时的思想与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差别并不大。因此，我无权教导他们。
帕洛马尔先生长时间在这两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之间徘徊。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两种立场之间不存在矛盾。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被瓦解，是由于生活经验无法传递，是由于不可能使年轻人避免我们已经犯过的错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来自他们的共性，正是由于这种共性，他们才周期性地重复同一种生活方式，犹如动物的种属不断继承与传递它们那生物的本能一样。我们与年轻人之间的真正差别，是时代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发生了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我们留给他们的遗产。我们应该对这份遗产负责，即使留下这份遗产并非出自我们的意愿。
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教导他们的。他们类似于我们的地方，我们无法施加影响。他们的生活中打着我们的烙印，而我们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