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梁山泊看作一家公司的话，其发展历程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企业史，有着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特点鲜明的阶段划分。
由“白衣秀士”王伦开办的创业型企业梁山泊，早期最为核心的组织管理制度是排名制。初创时期的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林冲几经周折上了梁山之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后来，晁盖带着吴用等六人进入梁山泊之后，虽然发生了火并王伦等大变故，但依然沿用了这种排名制。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简单，既可以让梁山泊里的等级一目了然，也比较容易被各位大小头目接受，便于推行。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排名依据无法明确和量化——是按对山寨的贡献，还是按个人能力、江湖地位，甚至是按来到山寨的先后？《水浒传》中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曾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刚到梁山之时，竟然屈居江湖无名之辈杜迁、宋万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他火并王伦的原因之一。二是排名体系过于死板，座次排定后，很难进行调整，后来者能力再强、贡献再大，也只能排在后面。显然，这种排名制并不利于企业的快速成长，对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来说很不适用。
在“江州事变”发生后，宋江带着二十余位新头领投奔了梁山泊，“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场中人“及時雨”显然不敢当真，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自己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如是，高管班子就已经明确，奠定了新梁山泊集团董事会的格局。对于其余头领的位次再延续那不合时宜的排名制显然不妥——跟着宋江新上山的这帮头领都很有来头：神箭手小李广花荣、当过青州兵马统制的霹雳火秦明、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李逵、江湖上独一无二的神行太保戴宗等，一下子带上来二十几号将领，新队伍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山上的旧有人马。
此时，初来乍到的宋江展现了其领导者本色，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足以改变梁山泊激励体制方向的话：“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
虽然在董事会里宋江位在晁盖之下，但是，宋江一句“休分功劳高下”就已经将梁山泊改姓为“宋”：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对于董事会之外的人来说，以前的排名统统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在三十六个头领组成的中层领导团队中，梁山泊旧将有九名，随宋江新入伙者则多达二十七名，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宋江这道废除排名制的“一号命令”可谓公私兼顾。于私来说，为宋系人马立足梁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公而言，这个根据“日后出力多寡”再定座次的“一号命令”就相当于企业管理中常用的“鲶鱼效应”，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在一个团队中，时间久了，内部成员由于互相熟悉，就会缺乏活力与新鲜感，从而产生惰性。当把“鲶鱼”放到一个老团队里面的时候，那些已经变得有点懒散的老队员迫于对自己能力的证明和对尊严的追求，不得不再次努力工作，以免自己在业绩上被新来的队员赶超。
对于梁山泊集团来说，如果宋江和那些后来的新头领一上山就定好了座次，不管先来者还是后来者，大家都不会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因为他们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而在取消原有排名之后，就相当于在战将如云的梁山泊里放入了一条“鲶鱼”——待日后出力多寡，另行定夺座次——每个人都会想着为自己未来的山寨地位建功立业。这一全新的考核激励体系不仅优于“十一位头领平均分肥”的梁山泊旧体制，更是远远强于黑白颠倒的大宋官方晋升机制，必然极大地释放每一个梁山英雄的内在潜力。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激励机制的确带来了强大的战斗力，在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等战役中梁山泊每次都大捷，让梁山泊的旗帜在宋王朝的大地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