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温州街和云和街之间度过的，温州街的两侧，住的多半是台大教授，最记得正对门有位陈姓的老书法家过世，他那学者儿子号哭：“爹爹啊！爹爹啊！”连着哭了半个月都不止。
我家右鄰也令我怀念，最先住着一对老夫少妻，想必师生恋，那年轻貌美的妻子，总娇声细气地喊“老师！老师”，她一喊，我老爸就说：“又喊了！又喊了！”我老妈则会瞪他两眼：“又没喊你，你听什么？”
老夫少妻没多久便移民美国，搬来台大医院住院部的主任，也姓刘，我们处得像是一家，甚至在墙中间开了扇小门以便走动。他家有三个女儿，常常玩耍尖叫，引得我竖耳朵。
左邻是位将军，太太念佛，每天传来咚咚咚的木鱼声，还有将军的嗯嗯声，大概有痔疮，他用力嗯嗯的声音，我隔墙都听得到。小时候顽皮，他嗯，我也嗯，帮着他使劲儿。后来他们搬走了，我娘说都是被我气的。
十三岁那年，我家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成了平地。公家以我父亲已逝为由，不为我们重建。我娘只好在废墟上盖了间草房，成为当年的“最牛钉子户”。那阵子我正读李清照词集，自然想起“点滴凄清、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至于晴朗的日子感觉也好，深蓝夜空的拥抱下，看星星月亮移过一根根烧得焦黑的柱子，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再看看四邻窗内晕黄的灯光和憧憧人影，又是李易安“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境界。
十五岁那年，我们这钉子户终于屈服，搬去金山街的一栋两层小木楼。楼下是个女子英文秘书班，对我这个小男生，那声色真是不凡。一会儿仿佛置身番邦，楼下传来的是英语会话；一会儿传来咔嗒咔嗒高跟鞋声，想必在教走路的礼仪；一会儿乐声震耳，原来是交际舞蹈。偶尔经过楼下，还能看见一群吓人的白脸女鬼，竟然是用黄瓜汁、面粉和双氧水漂白皮肤的美容课。
小楼对面，隔着金山街有一大片违章建筑，每天当当当当是饺子铺在剁馅儿，噔噔噔噔是弹棉花店的弓弦振动，吱扭吱扭加上咣当咣当，是推车子过来的面摊。蒸馒头、煮面和下饺子的蒸汽煤烟，在迷离的灯火映照下，大有辛稼轩《青玉案》“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朦胧之美。
我住的小楼虽不高，但后面可以俯瞰一大片平房，也就有野猫叫春和深巷寒犬的混声合唱。
至于人犬皆睡的深夜，后窗外又出奇地宁静，在那一大片鱼鳞似的灰瓦房舍间，甚至能听见哗啦哗啦的麻将、唧唧的三轮刹车和盲人按摩师的悠悠笛音。
前窗外也逐渐安静了，总是先听见泼水声，大概是馒头饺子店打烊的例行工作，接着是厚重的上门板声。也幸亏门够厚，有一夜喊叫不断，对街映现一片火光，接着警笛呼啸开来好多救火车。原来是某家女儿的男友发疯，在水沟里倒了汽油点燃。所幸火很快就被扑灭了，除了门板上熏出些黑印子，竟然毫无损伤。
还有一夜打破寂静的是个山东老汉的哭声，从一片低矮的违章建筑间传来。大概醉了，哭夹着喊，喊得断断续续，听得出几个重复的句子：“蒋校长！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去吗？怎么还不回去？再不回去……再不回去，我娘都死啦！”
男人的哭声，在深夜，很悲凉，悲凉得我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