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得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姐姐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分裂了，姐姐参加了某一派。这一派的观点大约是要把她们学校党的书记拉下马。妈妈和姐姐作了严肃的谈话，大意总之是，怎么能反对党的书记呢？党的书记是党的代表啊！等等。最后，姐姐在学校大操场赫赫然贴出了声明，声明退出这一派，而参加那一派。不久以后，真相大白了，姐姐退出的那一派是“革命派”，而重新参加的那派是“保皇派”。又过了不久，妈妈自己也靠了边。紧接着，爸爸也靠了边。这时，姐姐再弄不懂谁是“革命派”，于是就当了“逍遥派”。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風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作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