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五六岁以前,我认为世上最好的地方就是村头的代销店,那里有吃有喝有玩,还有大人抽着烟卷谈闲天,等于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偶然被大人带去,总是很高兴。坐在黯黑垢腻的水泥柜台上,看到柜台下面几口大缸,盛着酱油、醋和盐。靠墙排着一溜木头货架,火纸、火柴、肥皂、烟卷陈放其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相当简陋的,但那时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乐园。大人在买了生活必需品之后,偶尔也给我买点零嘴,坐在柜台上吃酥皮剥脱的月饼是件很让人骄傲的事。
管店的是个中年男人,三十来岁,但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看,他已经是老头子了。买东西的人都唤他“守田”。
“守田,给我一包火石!”
“守田,给我拿包烟!”
那个人应着,人多的时候,未免就忙得像个陀螺。
忽然有一天,大约是亲戚家办喜事吧,妈要买布去随礼。我们村的代销店太小,没有布卖,妈就带我到隔壁村去。为什么要带我去买布呢?大约那一天就是正日子,买好了布就好带我赶去吃酒席。
那个代销店真是大!我几乎要晕了。那里才是花花世界啊,一比起来,我们村的那个小店简直太寒酸了。人家四间大屋子,朱漆货架上排着成捆的布匹、缎子被面、毛毯、花手绢……锦绣繁华得满坑满谷。直到我念中学的时候那个店还在,门楣上有水泥浮雕的一行字—某某乡供销社北部分社,那样繁华自然不奇怪了。
我惊叹不已,顺着那些锃亮的橡胶靴子、漂亮的球鞋,一路看过去……且慢,我发现了什么?朱红的印泥盒子,雪白的信笺,精致的钢笔,光洁的橡皮……我走不动了!虽然并没有上过学,我对文明先天性的痴迷已显露出来,我一下子爱上了它们,着了魔一样。
我的口袋里还有几分钱,这几分钱壮大了我的胆子,我异想天开地想要拥有它们。
“守田,你过来,我想看看这个……”
我鼓足勇气,怯生生地叫了营业员一声。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只在柜台后面居高临下地瞟了我一眼。那脸,那眼,比西门吹雪的更冷酷。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像蚂蚁一样小。
他就一直冰川似的站着,无所事事地、冷酷地看着门外。
我的脸热得要命,木讷了一阵子,出去了。
那个营业员是远近闻名的冷面孔,20世纪80年代搞活市场初期就被供销社炒了。然而那次,实在怪不得他:并不是所有站在柜台后面的都叫“守田”,我们村的那个店员名守田,姓潘。这是我到念小学的时候才明白的一件事情。
②
小时候,我们家的电器除了两只灯泡之外,就是一台收音机。那个收音机有藍色的塑料外壳,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和妹妹围着它,听心爱的“小喇叭”,听“星星火炬,开始广播”。有个董浩叔叔讲故事,我们最迷他。政治口号当然听不见———女孩子嘛。歌倒听一点,什么“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都耳熟能详。还有一首较欢快的女声歌曲,我们也爱听。听久了,就鹦鹉学舌起来,蹦里蹦外都唱:“笑呀笑呵呵,笑呀笑呵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妹妹和我唱的词儿不一样。我唱“笑呀笑呵呵”,妹妹唱“小羊来唱歌”,怎么回事呢?收音机里那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是模棱两可的,既像“笑呀笑呵呵”,又像“小羊来唱歌”。
我说:“是‘笑呀笑呵呵’!”
妹妹说:“是‘小羊来唱歌’!”
争论不分高下,也不理会了。我们蹦里蹦外,各唱各的。
“笑呀笑呵呵呀……”
“小羊来唱歌呀……”
许多年后,我过了三十岁,在异乡的工厂谋生,偶然在嘈杂的车间听到这首曲子,心中一震,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那是一个女孩买的磁带,歌词表还没有丢掉,我问她要了来。一看,“咔嚓”一声,幼时的一个闷葫芦被打破了!
既不是“笑呀笑呵呵”,也不是“小羊来唱歌”,那是一个姑娘柔情万种地呼唤:“小呀小哥哥!”
那首歌,原来就是著名的《花儿与少年》。在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嘴里,它被唱讹了,而且讹得那么离谱。
③
念初中的时候,音乐课是从来不上的,音乐课本发下来,都往破烂堆里一塞,所以一个班五六十号人,没有一个人识得简谱。我在塞之前是要过一回目的。一过目,看到里头好多歌曲,都写着“佚名”词,“佚名”曲,心下对“佚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人真是个全才呀,又会编词儿,又会编曲!
那时我还有一个嗜好:爱读闲书。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有字儿的,历书也罢,画片儿也罢,都看得津津有味。自然,报纸杂志之类,更是不消说了。我在那些字纸之间,又发现了许多“佚名”的大作,或长或短,或哲理小文,或幽默人生。我想,“佚名”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作曲家?还是文学家?他有那么多的作品,名气和地位应该不在鲁迅和老舍之下吧,怎么老师倒没有讲过?
我经常纳闷。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不纳闷的,或许是在成年以后吧,也并没有人点破。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某人做过某官,著有某某诗集或某某词集,已散佚。
这样的句式读多了,我渐渐知道“佚名”究竟是谁了。他既非通才,也不是万古不世出的大学者,他是被岁月湮灭了名字的人。他的才华凝聚成珠,供我们把玩、珍藏、享受。
有一天,我们也要被光阴吞没。我们留下的文字,可能也要被冠上“佚名”之名。就算是“佚名”,也总归能留下一点就留下一点,因为曾经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