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爱了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述生平，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
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
然而，我真的明白父亲吗？我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小的时候，家里穷，除了过年，平时都没有肉吃。如果有客人来，就去熟肉铺子里切一点肉，偶尔有个挑担子卖花生米的人经过，我们小孩子就跟着那人走。没得吃，看看也是好的，我们就这样跟着跟着，一直走，都走到隔壁庄子去了，就是舍不得回头。”
那是我所知道的，他最早的童年故事。我有时忍不住，想掏把钱塞给那九十年前的馋嘴小男孩，想买一把花生米填填他的嘴……
我问我自己，你真的了解那小男孩吗？还是你只不过是在听故事？如果你不曾穷过饿过，那小男孩巴巴的眼神你又怎么读得懂呢？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他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
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
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目光炯炯的少年，我很想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爱怜的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
然而，我真的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到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我平生读书不过只求随缘尽兴而已，我大概不能懂得那一心苦读求上进的人。那孩子，我不能算是深识他。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
我有点反感，为什么他一定要坚持老家的东西比这里好呢？他离开老家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咧！而且台湾属于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人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那卤汁下起面来，那个香呀——”……但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我被他言语中的拟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
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
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佩服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地心悦诚服。
“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
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完全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乌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热的尸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
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易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出慈柔之心，发誓从此不射猎。
父亲的性格如铁如钢，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身披红斗篷的宝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理解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里都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
蒲公英的绒球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一切就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大地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
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不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不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