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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2022-04-24生活

1992年,我辗转回到以色列,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暂时留在中国。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做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中以正式建交后,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开始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邻居们的责难。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中国式原则: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放学后,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但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告诉我“赚钱从娃娃抓起”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接受这种犹太法则。

我开始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孩子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

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然后,老大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创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拉宾还接见了我,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

在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方蹤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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