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纽卡斯尔难得下了一场雪。我兴奋地去敲室友Nazgul的门，喊她出门玩雪。她却毫无兴致：“在我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每年的大雪都会把房子埋起来，所以，等我们的宿舍也被大雪埋起来的时候，你再来喊我吧。”我一个人跑到外面，用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积雪堆了一个小小的雪人，心里想着万里之外的家，想着那年家乡的那场雪。
从《喋血双雄》到《卧虎藏龙》
经过了法国单元与西班牙单元，“世界电影史”这门课终于进入了中国单元。
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英国年轻人对中国电影的认知有多么匮乏，本以为抛开电影类型不说，功夫片他们至少应该是熟悉的，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肯定不会陌生。然而当我问同学看过什么功夫片的时候，Lewis想了半天，一本正经地问：“《功夫熊猫》算吗？”
集体观摩《喋血双雄》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放映机怎么也调不出字幕。Ryan打趣说：“牧笛，你给我们翻译一下好了。”我说：“其实我也听不懂，他们讲的是粤语。”大家特别困惑：“粤语和汉语不一样吗？”于是我讲了粤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区别，还说到了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不同。
课堂讨论的时候，也是状况不断。有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看待《喋血双雄》中两位男主角之间的关系，影片中周润发饰演的杀手和李修贤饰演的警察，一黑一白，从相互对抗到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许多英国同学不理解这种出生入死的兄弟情谊，反而觉得两人关系暧昧。Sabrina老师展开分析，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此她讲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她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读懂这两本书，那么他一定可以理解吴宇森的电影。
学习讨论《卧虎藏龙》时我发现，单是让英国人理解“武侠”这一概念就十分困难，更不要说探讨电影的细枝末节。竹林之战时，同学们一脸困惑：“这是魔法？他们怎么能飞？”向他们解释“轻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好不容易才说服大家接受了武侠世界中虽然没有魔法，但很多人能“飞”的这个设定。我们讨论到了影片结尾玉娇龙跳崖自杀的镜头。William大惊失色：“自杀？所以她死了？”Sabrina老师说：“对啊，那么高的悬崖跳下来当然会死。”他震惊了：“可她不是能飞吗？”一直到这堂课结束，我听到他还在喃喃自语：“她不是能飞吗？”
第一次到英国人家里做客
Ashleign是选修课上认识的，当时她正好坐在我旁边，我琢磨着要不要开口问好的时候，她微笑地冲我眨眨眼睛，字正腔圆地说：“你好，吃了吗？”
Ashleign是英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被要求修习第二语言，班上其他同学大都选择了欧洲语系，而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文。“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决定。”说到这里，她得意地笑起来。
Ashleign邀请我去她家玩，我欣然答应。
到了她家，还没换好鞋子，一个胖胖的阿姨冲了出来，一下搂住了我，还在我的脸颊上重重亲了两下。在此之前我遇到的英国人，大都是有礼貌但又不大与人亲近的，这样子被搂住亲脸颊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Ashleign略显尴尬地埋怨说她妈妈吓着我了，但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在Ashleign家，我享用了丰盛的晚餐。玩游戏时，两个人要一人拽住“爆竹”的一端，然后用力向两边拉，“爆竹”断裂时会从里边掉出小礼物。我和Ashleign拉断爆竹后，里边掉出了一顶纸皇冠，她一边笑着，一边给我戴上。
晚餐过后，我和Ashleign随意地坐在地毯上，围着壁炉烤火。电视里播放著女王的演讲，她妈妈端出了餐后甜点。大家一边吃甜点，一边看动画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肩头微微一沉，回过头才发现Ashleign靠在我肩上睡着了，嘴角还挂着笑容。
想家是一件很国际化的事
不知不觉，这门课也进入了尾声。我决定做一个有关“InternationalStudents’Homesickness”。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同班的英国同学Sean突然说起，他觉得中国留学生普遍活在对家乡的思念之中，而非当下。我当时就有点不服气地反驳他说：“即便是英国人，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外一个城市，也难免会有思乡情绪，更不要说是离家万里的国际学生。更何况，这也不是中国学生所独有的问题。”Sean听完先是一怔，然后哈哈大笑，说我真应该把这个想法拍成片子，放给所有对国际学生缺乏理解的人看。
当我下定决心拍摄这个纪录片、开始前期调研时，发现思乡这件事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普遍，还要国际化。文莱女生Mahirah说她有5个兄弟姐妹，刚来英国的时候，她最小的弟弟就因病去世了。家里人一直瞒着她，在她终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她抱着弟弟的照片哭了一整晚，那是她感觉自己离家乡最远的时刻。尼日利亚男生Desmond说他爸妈年轻时都是乐团的乐手，所以每到周末全家就会一起“演出”，爸爸弹吉他，妈妈弹电子琴，妹妹唱歌，而他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只能打手鼓。多年来他一直烦透了这个活动，然而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每到周末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将手鼓打了一遍又一遍，心中莫名地开始思念起妈妈的电子琴，爸爸的吉他，还有妹妹歌唱的声音……或许因为同是国际学生的缘故，大家很容易就在我面前卸下了心防，有几次讲到动情处，我们几乎是抱头痛哭。
调研虽然顺利，但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问题还是接踵而至。在拍摄Alberto时，一开始他爽快地答应了，可每到拍摄关头他都会临时出现状况，不是睡过了头就是去旅游了，到了第四次，他终于老实地告诉我，他害怕上镜。拍完Nickolas的段落后，因为他全程讲西班牙语，制作字幕难度很大，我便约了他当天下午在剪辑室见面，帮我做一下翻译。工作到傍晚的时候，我提议说先去吃个晚饭，再回来完成剩余的工作。不想等我们归来，本应24小时开放的剪辑室大门却打不开了，不要说片子剪到一半没有保存，连我们的随身物品也都还留在里边……纪录片终于在循环往复的折磨、突如其来的意外、喜悦与泪水、拥抱与坦诚的对话中完成了，参加系里“首映”的那天，我赢得了超出想象的称赞和掌声。当晚我还收到了Sean的信息，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作品，比喜欢他自己的还要喜欢，谢谢我的真诚，让他消除了原本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