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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人去欧洲访问。团里有一位王先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了显得精神一些，出国前，他特意染了发。由于染膏质量不好，他抱怨头发脱色厉害，但他想得很周到，随身带了一条大枕巾，睡觉的时候拿别针把枕巾别好，一点也不会染污异国酒店的枕头。有人跟他开玩笑：“王兄，你可真注意国际影响啊！”他说：“我怕弄脏了人家的枕头，怕人家说，瞧，这就是中国人枕过的枕头。”
为我们驾车的是一个德国人，名叫海瑞。海瑞表情严肃、做事刻板，我们都不太喜欢他，连导游都跟他处得不甚愉快。海瑞显然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中途休息的时候，便总是躲得远远的，独自抽烟。相处了整整一周，就要分手了，大家礼节性地跟海瑞拉拉手，说声“拜拜”就算告别了，唯有王先生郑重地握住海瑞的手，咕噜了一串我们谁也没听懂的话。海瑞听了，居然咧开嘴傻呵呵地笑个没完。事后，我们问王先生说了什么，导游抢着说：“两天前王兄就跟我学这两句德语，现在终于用上了。这两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你的驾驶技术十分高超，愿平安永远与你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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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事的婆婆去世了，我们前去吊唁。
我们约略知道小区的所在，以为这就可以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想要找到办白事的地方并不难，因为那里一来会放哀乐，二来会打纸幡。但是，我们的车在小区里转了半天，硬是没有找到同事婆婆的家。后来，我们只得打电话询问门牌号。
我们问同事，为什么把白事办得这么悄无声息。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我婆婆是个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的人。临终前，她特意嘱咐，在她死后千万不要放哀乐，也不要打纸幡，因为楼下的孩子刚刚满月，隔壁的小夫妻结婚还不到半年……”
下楼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人站在楼道里，默默垂泪，给这位好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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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学特级教师应邀到外地讲课。大礼堂里坐着上千名听众。学生是临时从附近学校“借”来的，孩子们既兴奋又紧张。要读课文了，孩子们齐刷刷地举起了小手。
老师随意点了一个胖胖的男孩，这个孩子一开口就把句子念错了。老师柔声提醒他看清楚再念，他居然结巴起来。邻座的一个男生忍不住笑了，举手想替这个同学读，但老师没有应允。老师耐心地鼓励胖男孩重新读，胖男孩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总算把那个句子念顺溜了。老师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到那个发笑的孩子身边，问他：“你想评价一下他的朗读吗？”
那个男孩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他急得满头大汗，才把一个句子念好。”
老师说：“应该说，他为了念好一个句子，急得满头大汗——请你带个头，我们一起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吗？”
在我看来，这位老师给了“弱者”尊嚴，给了“强者”仁爱，更给了所有孩子看世界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