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爱写，文字也饶有趣味。他在书中这样解释“无绝对的大小”的量数：譬如“平均猫寿8年，那10岁的猫为上寿，但10岁的人，还是孩子”，“又如平均火車速度为每秒50尺，那每秒30尺的火车，必是慢车；但人能跑得这样快，定可在远东运动会夺锦标了”。
他在留法期间每隔几天就会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夫人张宗英，写成了一本《法兰西情书》。有年轻人拿着这本书“教育”自己的丈夫：“看看人家大科学家怎么跟老婆说话的！”
严济慈写得最出色的应是他的学术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曾让巴黎学界震惊。在此研究基础上制作出的石英振荡片，可用于控制、检测无线电波的频率、波长，“好像一个电台的心脏一样”。
他凭此成为中国研究晶体压电效应的第一人。
1927年，在回国的船上，同要归国的徐悲鸿一眼认出了这位“名人”，并为他画下素描小像，誉其“科学之光”——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评价。严济慈字慕光，从另一角度来说，科学也是他所追寻的光。
当时有句话讲，当官去南京，赚钱去上海，做学问到北平。1930年，二度留法归来的严济慈来到北平研究院。
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写信从居里夫人那里讨要了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又筹建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
周末，有朋友来找他，张宗英就讲：“他除了吃饭、睡觉在家，星期天也在实验室里。”
他在留学巴黎时也是这般。胡适曾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里还能做学问。”
严济慈答：“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他写论文和写书一样，求“新”，“绝不能老是做人尾巴”，“不但要自己看出问题，还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这个方法。这才是独立研究，这才可使中国科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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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枪炮声从卢沟桥响起时，严济慈正在法国，不少法国朋友劝他留下来。“战火遍地，你现在回去又能干什么？”
严济慈从法国经越南辗转到达昆明。他要“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当时的昆明并不安宁。日军的轰炸机像吃人的秃鹫一般，三天两头在头顶盘桓，扔下一颗颗炸弹。严济慈把从北平迁来的物理研究所安顿在一处破庙里，完全转向战时工作，待敌机一走，大家就又回到所里继续磨镜头、镜片。
他和钱临照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台高倍率的显微镜镜头便是这样来的，其光学质量与外国名厂的产品不相上下。在这里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
这也是第一批国产的光学仪器。
抗战结束后，严济慈很兴奋，他太盼望回到实验室做实验了。但他等来的还是战争。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南京请刚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们吃饭，严济慈也在其中。有些不明身份的人找院士谈话，让他们去台湾。开完院士会，确有7人去了台湾，12人去了海外。严济慈则借故先回到昆明，后经转香港，在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经天津回到了北平。
1949年9月，郭沫若提出要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筹建的组织领导工作。
但严济慈仍想重回实验室，他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
“倘若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郭沫若的话打动了严济慈。
1949年10月1日，严济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张宗英说，他那天“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在天安门的欢呼声中，中国的史册翻开新的一页，严济慈的人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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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实验室，严济慈有了很多新的工作和头衔：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没什么“官样儿”。他的衣服不多，有的穿了二三十年。他经常用的笔，是20世纪50年代出国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发的纪念品。后来按照他的遗嘱，他生前积蓄的10万元捐作东阳中学严济慈物理学奖的基金。
他没什么“官架子”。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桌子，为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兼职的茅以升“来办公创造应有的条件”，“要多向工程界、产业部门的专家们学习”。
二人当时住在长安街一南一北，又同是九三学社社员。每次茅以升来家里谈事，严济慈都会送他过长安街。“二位老者就在路边继续讨论，然后茅老会送爷爷再回长安街北侧，继续讨论。”到现在，严慧英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晚年的严济慈也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上午9点的会，他往往8点45分已到。有人担心他劳累，建议他早点离席，但他照样坐到会议结束。“你讲时要人家听，人家讲时你却可以不听，没有这个道理。”
见到自己的老师熊庆来，他仍“毕恭毕敬得像一位小学生”。“文革”期间，熊庆来蒙冤，很多人怕被牵连，严济慈仍每年去拜年。熊庆来过世，熊家后人给20多位学生打了电话，只有严济慈和华罗庚来了。为给熊老师平反昭雪，他还去找了胡耀邦。
家里的保姆常算不清账目，严济慈就帮她算；给孙子写信，严济慈都以“您”称呼，落款是“您的爷爷”；在家吃饭，或回到东阳老家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他定要等人都坐齐了才一起动筷子。
严济慈身上有文人的执拗，在是非面前也很“较真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冒出些“耳朵认字”“穿墙透壁”等偽科学之说，他是最早置疑的，觉得这些“特异功能”大有“变魔术”之嫌。
他在报纸上看到我国有关部门准备与某国签订合同，为其处理核废料并在我国予以埋藏，以换取资金来发展我国的核电工业，便连夜上书反对。严济慈
李政道在写给严济慈90寿辰的贺信中写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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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岁的严济慈讲物理课，教室总是满的，能装下二三百人的阶梯大教室里还有很多人站着，“连外校的学生和助教也慕名赶来听课”。学生为抢到前排的好位置，早早去占座，以至4个系的班长不得不排出一张座位表，前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滚动，就像排球比赛的换位。赵忠贤、白以龙、郭光灿、王震西、陈立泉等两院院士就曾坐在台下。
讲台上的严济慈总“不按常理出牌”，不按教材，常常从中间讲起，或者从末尾讲起。他反对照本宣科，强调生动有趣，他认为讲课是一种科学演说，教学是一门表演艺术，一个好的教师要像演员那样，上了讲台就要“进入角色”“目中无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安徽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旧址上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严济慈出任首任院长。
他把研究生院办成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他的坚持下，在“文革”中受到审查的李佩走上讲台；在他的邀请下，李政道、杨振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如今，这一研究生院已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被称为“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少年班”，并建立起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完整教育体系，他提倡教学和科研要结合起来，实现教学相长。
在没有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代，严济慈和李政道联合发起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计划，推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那扇门。
严济慈鼓励青年要“勇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就是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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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又被称“小科学院”，历史学家周谷城曾为其题诗：“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
严济慈的长子严又光自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在军事国防领域从事科研工作；次子双光从南开大学毕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前，是国防工厂副总冶金师；第三子三光夭折；四子四光自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五子武光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苏，后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六子陆光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于1991年当选院士。
严济慈一直认为，孩子的事，做父母的不必多管。但儿孙身上有严济慈的影子，“严家兄弟闲时的消遣和父亲差不多，都喜欢读书做题，尤其是外语和数学题”。
“你说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严济慈问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即将参加工作的严陆光。
严陆光愣住了。严济慈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学生时代主要是增长知识，这些知识有没有用都没关系。你现在要走向工作岗位，这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工作的成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学问，学问就是能够用你的知识解决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平日里，孩子的教育多由张宗英负责。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著名教育家张鹤龄之女。子女曾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张宗英或许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或社会活动家。
严济慈在写给张宗英的信中说：“回想起这廿五年来，对不起您的地方太多了。总之，是牺牲了您，成就了我。我的成功是假的，您的牺牲是真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补救一些。”
1984年，张宗英病逝，严济慈把她的一半骨灰带回家。“旁人一点看不出他的悲伤”，丧事过后几天，他便照常上班。但后来两次搬家，张宗英的纪念室和遗物都是严济慈亲自安排。二人的信件、严济慈每到一处寄给张宗英的明信片，都被保存至今。
餐桌上张宗英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即便逢年过节来吃饭的人多了也仍如此。此前，他们二人一直相对而坐。
后来，家人才知道，“他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在母亲的遗像前三鞠躬，然后在遗像旁坐三五分钟，才开始一天的活动”。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96岁时住院、昏迷、去世。
最后，二人合葬，墓地上长着一棵“双生树”，从根部伸出的两根枝干比碗口还粗，树下的墓碑上刻有4个大字——科学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