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共277年，入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随便找个人问问：知道宰相徐光启吗？对不住，没听过。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徐光启，只此一位，别无他人。还不知道？那好，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教书。家乡连年自然灾害，科举又屡考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恰恰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
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徐光启从郭居静这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何等由衷的赞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终于和着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容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宛如初生婴儿，接收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禄）；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明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着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了。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就是手握相权。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走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在上海金山卫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广东，他才时来运转。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竑，于是中了“解元”，迈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入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轮番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
这边厢，他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那边厢，他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气象、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古老中国的奇书，终于完成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着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逝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举忙乎了多长时间啊。结果，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和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颇受鼓舞，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然萌发。后来遇上了利玛窦，他又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拾童年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的技术领域中一点即通、自由穿行。
他对科技的贡献，该从一只甘薯说起。
父亲去世那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已是朝廷大员的徐光启回家守孝，十分忧心：若不及时补种别的庄稼，来年肯定会出现饥荒。恰在此时，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带从外国引进了一种高产农作物甘薯，极易成活。徐光启心思一动，立即让朋友带来一些秧苗，开荒试种，果然丰收。于是他把种植心得编成小册，发送乡邻。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推广了。
几年以后的初冬，守孝后回朝不久的徐光启，与大臣们政见不合，一气之下，告病到天津闲住，继续试种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农作物品种介绍到了严寒的北方。而地窖储存法，也就在北方沿用至今。徐光启在天津时，见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了军粮供给紧张、百姓生活困难，又想办法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官场日子没几年平安。很快，又是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徐光启拒绝趋炎附势，遭到参劾，再度退休。这一次，他干脆回到上海，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这就是着名的《农政全书》。然而，又有几人翻阅此书时能想到，这样一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当朝宰相亲身笔耕之手？
但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还远不止这本《农政全书》，泽及后人的也绝不仅《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才和中文版《几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玛窦。利玛窦谈道，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有一本拉丁文着作，名叫《几何原本》，在欧洲影响深远，可惜要译成汉语很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好书，您如果愿意教我，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译名全部从无到有，只能靠徐光启去体悟创造。不可思议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十分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并且影响到日本、朝鲜。
历时一年，《几何原本》译出六卷，刊印发行。徐光启抚摸着此书，感慨道：这部光辉的数学着作在此后的一百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到那时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历史，比他预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权力更迭之间，科学再度被打入了“冷宫”。不但书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他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着作，成为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独享的业余爱好。直到晚清废科举、兴新式学堂时，几何学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这与徐光启发出的“百年”之叹，又晚了近两百年。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尽管他的挚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竭力保全了这部历法，并致力于推广，却再也无力鼓动清朝皇帝们把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入中国，重订历书。在又一个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刚刚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再度被远远抛弃。历史有多少个百年可以蹉跎？
幸而，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才华横溢的双目；终此一生，没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双重覆没。只是历史给明朝的双重覆没。只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当朝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