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意外降临到人世的。因为我母亲跟我讲得很清楚，她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安全，能在上海住10年，是他们想不到的。到上海之前在广州、厦门颠沛流离，这么一个状态下……他们觉得有个孩子不仅带来拖累，而且以后不能良好抚养、教育，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不想要。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算是高龄产妇，是顺产，不是剖腹产。但是我是被钳子夹出来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感觉父亲很和蔼
我在家里，感觉父亲对我，跟普通家庭一样，而且更和蔼，没有大声呼喝，或者是训斥。当然也有他看我不乖的时候，拿一个纸卷起来，轻轻地在屁股上打打，这完全是一个威慑作用吧。
那时候我的许妈她也说孩子要孝敬父亲，不要吵父母。那么我就想怎么对我父母表示孝敬，想了半天，我看见他把烟插烟嘴里头，他年纪大了，50多岁，眼睛有点花了，插的时候有点费劲。既然父亲插得这么费劲，那么我帮他插不好吗？所以我早上上学之前一定走到他睡觉的床前，看见他烟放在那儿，就替他插好。
父亲抽的是廉价烟
母亲对我父亲，她觉得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
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
我记忆中也没有母亲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父亲也是家庭医生
我自幼体弱，父亲在日记中至少有上百次带儿子到医院就诊的记录。父亲曾笑言，扯大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成“二十五孝”父亲了。
我童年时就患有哮喘病，最费父亲心神，每当换季时节发作尤为厉害。儿子的病一旦犯起来，呼吸困难，彻夜难眠。学过医的父亲即便平日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但在这情况下也充当起家庭医生的角色，解燃眉之急，他为儿子的哮喘病设计了至少四种缓解病症的方法。
有一次，我在和同伴玩耍时敲碎了玻璃，弄伤了手腕。父亲表现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也没说，就上楼了。
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件里也提及此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信是1936年9月22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23天。
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的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当得知我入迷无线电时，就在信中说：“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表露了她的欣慰之情。
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我知道在她心里，把我当做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有人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有一次她来信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只要交给他父亲的作品，她“逊谢不收”，当然也拒绝给他父亲的任何文章。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她是个有原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