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我初到美国读书。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那是个惊吓的启蒙经验。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上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1970年圣诞假期，我从读书的爱荷华，一路候补机位，用学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个水族馆，我第一次看到海豚，乐得张开了嘴。
看完海豚戏球，我对着太平洋的落日发呆，转头才发现人全走光了。到了馆外，停车场是空的，也没公车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边竖着大拇指等便车。
一位长发嬉皮让我上他的车。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要往何处去之后，便安静地说：“那么，到我家过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来上厕所，只见起居室五六个长发男女安静坐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房间里有印度线香的味道，也许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静。我回房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另一个长发嬉皮顺路把我在公路边放下。我继续竖起大拇指等车。
1972年，我打工存了钱，经欧陆返台。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90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据手上的《每天十元游欧洲》，找青年旅馆过夜，也睡过公园，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个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混了几天。吃饭，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一顿。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离去，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要启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来，误了车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认识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达，他要去摩洛哥，我的护照要等上一个多月才能取得签证。从此我一人独行，去意大利和希腊。
在罗浮宫、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颜色”；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在日内瓦，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
1988年到1991年，云门暂停的三年间，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宾、尼泊尔和印度。
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了时程表！
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尸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不知不觉，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独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碰触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
2004年，我把“‘行政院’文化奖”的60万元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五年间，41位年轻朋友在“流浪者”的资助下到亚洲各国学习，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常有人问，对“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以及对自己的新观点，重返台湾的生活。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