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民遭受了20多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为农村的大众干些事情了。”
清末以后，中华大地英才辈出，乱世出英雄，也出流氓和伟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偏好写出当代华人英雄的大号。但伟人还是应有广泛的社会认同的。
上帝和中国文人结合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
1943年，在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学界精英所在的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推选“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结果除了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莱特、福特、杜威之流外还有一个华人入选，这就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晏阳初博士。
晏博士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文人塾师之家，晏阳初童年即在传教士兴办的西式学堂接受教育，后在成都、香港的教会学校学习，本来他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去英国留学，但他最后选择了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去美国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尊敬的大学。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耶鲁大学1892年的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彼得金在中国被斩首示众，反而激发了他的同学们决心以耶鲁人的行动来证明耶鲁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自筹资金设立“耶鲁中国”计划。结果一批耶鲁人来到中国湖南长沙，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在三湘大地开创了第一批有现代文明色彩的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湖南在乱世中官僚军阀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但这些饱含宗教激情的耶鲁青年们坚持了下来，并对开化湖南起到了启蒙作用。青年毛泽东来到长沙，在其《湘江评论》被查封后就主编过耶鲁中国计划的《新湖南》杂志。
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来到这样一所既充满宗教精神也充满对中国关切的顶尖大学是找对了地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晏阳初以耶鲁中国计划的精神，把目光投向了代表软弱中国政府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万华工身上。
那是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毕业的第二天就去到法国战场，服务于战场上的农民华工。晏发现这些农民工脑袋并不笨，但就是不识字，多数农民工对博士的需求是代写家信。晏尝试着从复杂的文字中选出1000个常用汉字教农民工们认字，为此晏专心编了一个口口相传的《千字文》，如“一个人两只手，两个人四只手”实行起很有特色的晏氏识字法。不久又创办了一个简陋的《华中周报》。几月后，博士收到一个华工的来信并寄来了365法郎，来信说报纸让他们认识了周围世界，但报纸定价太低，害怕办不下去，他寄来三年的打工积蓄希望博士把报纸办下去。这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365个血汗法郎改变了博士的一生，他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
1920年，应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晏回到中国，开始发起大规模的全国识字运动。由于主要的赞助者是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的太太，也由于耶鲁中国计划的据点在长沙，他到长沙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扫除文盲的大游行。这个游行队伍中有青年毛泽东的影子。晏阳初在长沙动员的一百多位志愿者式的扫盲教员中，也有青年毛泽东的名字。
识字运动搞得声势浩大，各地大员请晏阳初做官，北方的张学良以出800万大洋支持平民教育运动为条件邀博士去做东北的行政院长，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况且识字运动也很需要经费，然而博士拒绝了，张少帅干脆把晏博士的助手关进监狱，等晏博士赶到时，发现他的助手正在监狱里教狱卒识字呢！
但晏阳初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是1929年起在河北定县搞的乡村建设实验。从海外归来的晏博士发现中国的文盲主要在农村，而农民的问题主要是“愚贫弱私”。于是他带着他的海外太太，以及一大群文人同道，在定县大搞识字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在定县，他甚至把历史上主要用来审判案件和收税的县衙门改造成为公众服务的机构。针对贫困，他引进来杭鸡和新的棉花品种，让当地的鸡蛋产量增长3倍，棉花产量增长15倍。针对缺医少药的情况，他动员北京的大医院去办乡村诊所并培训大批的赤脚卫生员。针对大地主的高利贷，他引进金城银行等大银行去搞小额信贷（为此当地的地主曾贴出打倒晏阳初的标语）。针对愚昧无知，他弄来收音机和高音喇叭让农民们也知道天外有天和天下大事……一时间，定县云集了超过50个与农民同吃同住的博士，各路大员甚至国民政府内政部的高级官员也去学习。
可以说，这是中国文人在宗教精神感召下第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国的第一次现代意义的乡村建设运动由此拉开大幕。
作为基督徒，晏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四处变着花样募捐。他去世界各地演讲，不仅打开了美国钢铁大王和上流社会的口袋，甚至还走后门去美国白宫和国会游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晏阳初条款。
那是1948年，晏阳初在美国最高法官道格拉斯的引导下，见到了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杜告诉博士，他们有一个援助中国经济的议案，总额为2亿7500万美元，“我准备建议所有这些钱都用于你的计划：为中国农民们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计划”。晏阳初一听忙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有十分之一就够了。后来美国国会真通过了一个晏阳初条款，在援华的资金中十分之一专项用于晏阳初的教育计划。这是美国国会第一例专门资助一个外国人的条款。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的访谈时曾这样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去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晏博士一辈子都在这样做。应该说，作为文人的晏博士既很平静，也很有力量！
20世纪50年代后，晏阳初把乡村建设的实践推广到东南亚、非洲和南美，并在菲律宾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1945年晏阳初曾对蒋介石说：我们的人民遭受了20多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为农村的大众干些事情了。蒋介石回答：你是学者，我是战士，等我把敌人消灭干净了，会聘请你做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这样说：委员长，如果你只看见军队的力量而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你将会失去中国！
1938年长期关注晏阳初的毛泽东在延安对晏博士“以宗教家的精神”上山下乡改造农村的行为感慨不已。几十年后，毛倡导的五七干校、上山下乡、赤脚医生、人民公社等理想化运动谁能说没有晏阳初的影子？
1990年，尊崇“三C”（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苦力Coolies）的晏阳初博士逝世于纽约。这个当代伟大的基督徒活了整整100岁，是伟人和文人中罕有的高寿者。
全世界都悼念他，日本人说他是现代化的路标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