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那天，弗洛伊德给他发去贺信，信中称爱因斯坦为“你这幸运儿”。爱因斯坦对此颇感好奇，他在回信里问弗洛伊德，为何如此强调他的运气。弗洛伊德复信解释，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胆敢批评爱因斯坦的理论，可是人人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的理论，无论他是否懂心理学。我不太清楚现在物理学的外行是否还谨守那个年代的禁忌，但记载这个故事的《爱因斯坦谈人生》，却让无缘研习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的人，拥有了一次接近甚至谈论爱因斯坦的机会。
作家马克思·布罗德因为有人错误地点评了他的书而大为光火，爱因斯坦去信致意。信中他劝对方不必把这些事当真，临结束的时候，爱因斯坦说：“这样安慰自己吧：时间是个筛子，重要的东西多半都会漏过网眼落入遗忘的深渊；而被时间挑剩下的，往往仍是些陈词滥调。”这句话前半句看起来还像是安慰，而后半句几乎是无奈。书中没有收入布罗德的回信，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收到这封不太像安慰的信而变得心平气和。但信里一个爱因斯坦的思维特征值得珍视，他似乎总能在别人思考结束的地方，再翻出一层。这翻出的一层，才是爱因斯坦思想的深邃之处。
不只作家，一个犹太裔小伙子也向爱因斯坦去信求教。他爱上了一个与家庭信仰不同的女孩，父母虽然也喜欢这个姑娘，却无法接受不同信仰间的通婚，因此坚决反对。小伙子舍不得自己的恋人，却又不愿与父母决裂，惶惑不已。爱因斯坦回信：“我得坦率地讲，就那些决定孩子们人生方向的重大决策而言，我不赞同父母施加影响。这种事应该由孩子自己说了算。”他接着写道：“不过，当你想要做出父母并不赞成的抉择时，你得扪心自问：我的内心深处是否已经足够独立，使得我能够在违反父母意愿的同时不丧失内在的均衡、宁静？如果你对此没有把握，那么我不鼓励你采取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做出选择的唯一依据。”
体察当事者所处的具体情境，不悬空立论，是爱因斯坦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也是他思维的特殊之处。即使对待抽象的问题，他也几乎不以抽象面对。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爱因斯坦谈到了死刑问题。他认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理由之一是，死刑会使万一发生的司法错误无法挽回。即便不是因为司法错误，具体到参与者和执行者，死刑仍有其弊端，这正是爱因斯坦反对它的第二个理由：“执行死刑的程序，会对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程序的人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影响后者的精神。”
如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死刑程序还可以相对主动地选择，那么，1933年一位从慕尼黑给爱因斯坦写信的音乐家，恐怕不得不被动面对一些问题。他当时在德国找不着工作，处境窘迫，情绪沮丧，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爱因斯坦给他回信，除了鼓励他找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阅读伟大的著作，领略自然风光，还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就当自己生活在火星吧，周围全是陌生的怪物，对于怪物的行为无须产生浓厚兴趣。”
写上面这封信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制造麻烦，爱因斯坦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但处世审慎的爱因斯坦还是因为自己的照片，给一位老朋友带去了小小的困扰。
1927年，爱因斯坦把一张附有自己所写诗歌的照片赠予老朋友沃尔夫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夫人乘船来到英国，当时英方不允许旅客携带任何信件或照片，但沃尔夫夫人不舍得把爱因斯坦的照片丢弃。负责检查行李的官员发现了这张照片，立刻停下检查工作，询问沃尔夫夫人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给他，以便他能把照片上的小诗抄录下来给同事看。“沃尔夫夫人告诉官员，他甚至有权扣留这张照片，但他却说第二天开船前一定奉还。第二天他果然毕恭毕敬地把照片送了回来，此后再也没有盘问或检查行李。”
对待爱因斯坦的事业和人生，最好的方式大概应该像他对待音乐家巴赫那样——如果可以不用去掉“演奏”一项的话：“对于巴赫毕生的事业，我只有几个字可说：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嘴。”或者，像在纳粹时期选择留在德国与犹太同胞一同承受危险的莱奥·贝克，让爱因斯坦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对道德存在与否的追问只能得到‘否’的回答的日子里，当人性概念都遭到深切质疑的时候，我有幸想起了你，顿时感到内心恢复了平静和力量。多少个日日夜夜，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