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前，在法国巴黎的一条叫奥德翁的路上，有一家叫“莎士比亚之友”的租书图书馆。一个上唇留着浓密胡须的青年经常光顾这家不大的、但十分友善的图书馆，这个青年就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文学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同样，在83年前的北京，在一个自称叫“窄而霉小斋”的小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来自湘西的小个子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在寒冷的没有火盆的房间里写作。这个小个子青年，就是我们热爱的“只有小学文化，硬是靠自己的一双手打下一个天下”的沈从文先生。
在一本叫《流动的圣节》和《从文自传》的书中都可以找到他们年轻的、充满热情的，然而又是苦闷的青春岁月的身影。海明威生于1898年，1921年23岁的海明威在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介绍下以《明星日报》驻欧洲记者的身份来到巴黎，住在勒穆瓦纳主教街74号的一间寒冷的屋子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因为寒冷，海明威通常到咖啡馆去写作。而1922年的沈从文，由于在熊（希龄）公馆接触到林纾译的狄更斯小说和阅读新文学书刊，受了《新潮》等刊物的蛊惑，20岁的他在“苦苦思索了四五天”之后，便懵懵懂懂来到了北京，在寒冷和饥饿中学习写作。海明威不是有这样几句名言吗？他在《流动的圣节》中是这样说的：在你不得不规定自己只吃个半饱的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老是想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也是，伊壁鸠鲁不是说过吗：欢乐的贫困是美事。
这两个青年，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在青春岁月便来到了文学艺术的中心。不可想像，如果一直蜷居在湘西的小城凤凰，沈从文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个会计，也许是个税务干部。他们的幸运还不仅仅是这些，他们从青春岁月开始，便专心致志地一门心思地写作，20岁到30岁是人生多么重要的时光。沈从文自己说过，一个人写一辈子小说写不好才真是怪事。他们当然也遇到了一生也不会忘记的引路人。海明威遇上了格特鲁德·斯坦因小姐，遇上了莎士比亚图书馆的主人西尔维亚·比奇；沈从文遇上了徐志摩和郁达夫。
不要相信有什么天才啊。我亲耳听沈从文自己说过：我是一个相当蠢笨的人。沈从文说他自己就是“耐烦”。我能想像得出那个忧郁的青年小小的身体伏案写作的样子，而海明威的飘动的身影，则永远留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上的那家雅致的咖啡馆里。他自己说，不要着急，写上一句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又说，剔除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从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句子开始往下写。他们就是这样写下去的，一切并不如后人传说的那么神秘。他们就是用这样“简单愚笨”（沈从文语）的方式，在孤独寂寞中写下《边城》、《湘行散记》、《老人与海》、《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等脍炙人口的名篇的。
想想真是奇怪，他们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所运用的语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走向世界，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有共通的东西：人，人性，美。
可生命总是脆弱的。半个世纪后，两个青年经历了各自的命运的拨弄，虽然他们的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走进了历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这个老人，寂寞，苦闷，无助，几次割腕自杀。大洋彼岸的那个老人干脆用自己心爱的猎枪打掉自己的大半个脑袋，结束了戏剧性的一生。
可他们的生命是璀璨的。正如朴树唱的《生如夏花》。
巴黎是艺术的起点，同样北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