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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怪杰辜鸿铭

2022-04-24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当中,辜鸿铭以古怪著称于世,也以幽默著称于世。辜鸿铭是个喜剧人物,他自嘲为CrazyKu。在20世纪初的北大校园里,别人都剪去长辫,换上新装,他却拖着一条猪尾巴,戴个瓜皮小帽,活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别人都谈论民主、共和,他却一口一个保皇、忠君。可千万别因此以为辜氏是前朝遗老、顽固不化之辈。这位从西洋留学归来的大“海归”,虽然满嘴“之乎者也、仁义道德”,可是他的洋学问比洋教授还大,能用最流利的英文背诵海涅和拜伦的诗、弥尔顿的《失乐园》。但他就是不肯与人为伍,凡是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反对的他就赞成。在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人眼中,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比北京城内三大殿更为重要的人文景观。

辜鸿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条辫子,但实际上他是最早剪掉辫子的中国人之一。当辜氏14岁时,其父辜紫云送他去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临行前,其父再三叮嘱他两件事:其一,不可入基督教;其二,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氏不敢忘记父亲教诲,他因此而处处受歧视。每天出门,街上小孩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看啊,看那支那人的猪尾巴!”辜氏忍耻含辱,不敢剪去长辫。直到有一天,他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去会女朋友,那苏格兰少女很顽皮,约会时拿他的长辫赏玩不已,有点儿爱不释手。辜氏一时冲动,将父亲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当场把长辫剪下送给他女朋友。

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其成就之一就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西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氏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为何独独不肯剪掉那条不甚雅观的长辫子?辜氏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其实他的说法也未必真诚。鲁迅先生说过,辜鸿铭是个怪人。周围的人都剪了辫子他偏不剪,若是周围人都留起来,恐怕他第一个就剪掉。

与其说辜鸿铭怪,不如说他傲。他这种傲是凭借一身惊世才学,将自己置于他人之上,将中华文化置于西洋文化之上。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上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辜氏在洋人面前的优越感来源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他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氏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对方也搞不清他到底是在谈佛理,谈哲学,还是在故弄玄虚,但就是被他唬住了。辜氏跟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是同学,当年两人同在欧洲念海军,但辜氏成绩远远优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作为见面礼,辜氏送给他一本自己刚刚出版的《论语》英文译本。伊藤早听说辜氏是保守派大将,便乘机调侃道:“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搞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日新月异之当今世界吗?”辜氏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数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仍然是三三得九,不会三三得十的。”伊藤听了,无言以对,只好微笑颔首。

辜鸿铭一身孤傲,特立独行,说话尖酸刻薄,语出惊人。慈禧太后去世后,辜曾作文称赞慈禧“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但这并不表示他逢迎权贵、阿谀奉承。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的爱国歌曲。辜鸿铭就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有人便怂恿他试编一首,只见辜氏微一皱眉,沉吟片刻,郎声道:“天子万年,百姓烧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哗然。

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袁世凯挨他骂字数最多,也最为不堪。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是办事的。”辜氏听了这话,便用戏谑的语气嘲讽袁世凯的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不用学问;除了倒马桶,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对于洋人,他的一种说法也尽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定。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搜括民脂,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氏将这个说法引申到袁世凯身上,说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泼皮无赖”,一朝得志,便“营造洋楼,广置姬妾,穷奢极欲,实乃中国之最贱种也”。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视辜氏为心头大患,欲杀之而后快。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遏,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历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之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辜铭鸿能在此“除旧待新、时代最锐利之精神所在地”任教,全亏蔡元培先生。对此,辜氏内心一直心存感激。辜铭鸿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派,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进的的氛围中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他的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时一道奇特的景观。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止一次地向蔡元培先生提议讲辜氏驱逐出北大,但都被蔡元培顶了回来。蔡元培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政策。辜氏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从跟了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蔡元培因与当局的矛盾要辞职离开北大,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上台发言,赞成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很特别——我是保皇派,蔡先生是校长,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要留。真让在场所有人哭笑不得。

辜鸿铭除了自己纳妾之外,还公开鼓吹男子纳妾和逛窑子。他对女性的轻视也往往出之也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讲此说告诉给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反驳他的话道:“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以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尝不可以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就可以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谁知辜鸿铭立刻使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的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4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4个茶壶?”与此说类似,他还在北京大饭店戏弄一个英国贵妇人。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纳妾,那我们女人也可以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瓜,连声否定:“不可不可!论情不合,论理不通。于事有悖,于法不容!”英国贵妇人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回答道:“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4个轮子,府上配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

辜氏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500大洋。当时的市价是250,小政客只肯加到300。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400,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氏大叫一声,叫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氏果然收到400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氏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400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氏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辜鸿铭是怪杰,是狂人,是保皇派,是文化先驱,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他给后人留下的,除了他的天才之外,还有无限的欢乐和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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