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路遥，有过一个炽热的理想——从政。
18岁那一年，王卫国（后改名路遥）成为名躁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他有一个令人敬而生畏的“显赫”身份——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第一个理想
在那充满吊诡的蹉跎岁月里，从政的实践与憧憬，以及爱情的滋润与甜美，曾经给予出身卑微的路遥太多太多甜腻的陶醉与抚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情画意，荡漾着路遥的激情与欢畅。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路遥人生中最为璀璨亮丽的剪影片段。路遥的初恋情人是林红，一位容貌娇好的北京知青。
著名诗人闻频1965年起曾在延川中学教语文，严格来说，他是路遥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路遥讲过课。“延川县很小，当年只有8万人，路遥在延川名气很大，文革期间他是延川县‘第四野战军军长’。”
一年后，路遥被免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仕途”断梦，路遥被“下放”到乡间小学教书，一时间陷入无边的失落与黯淡。
与“仕途”一起葬送的，还有路遥的初恋。革职返乡途中，有人转交给路遥一封信，信是林红写的，那是一封绝交信。林红的离去，对年轻的路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清澈的眼神之中浮现一缕幽怨、一丝无助”。当年的路遥，就是这样。不过，生活的窘困，情感的挫折，并未击垮路遥的意志，他一边教书挣口粮一边鼓捣点儿文字，他写顺口溜，也写诗歌。
接受访谈时，闻频回忆，“1971年的春天，王卫国穿着件破棉袄跑到延川县文化馆，他说写了首诗，要投稿。我和同事正在窑洞外面聊天，接过他的诗一看，是一首八行诗《车过南京桥》，署名‘缨依红’。读了这首诗，我们觉得他很有才气，很欣赏他。当时我还问他，你怎么起了这么个稀奇古怪的笔名？他只是憨厚的咧了咧嘴，傻傻地笑，并不作答。我建议王卫国重新起个笔名，他说那好那好，抓过一支钢笔，随手将‘缨依红’３字划去，写下了‘路遥’这个名字。我们一看，大声叫好，路遥，真是个好名字。《车过南京桥》算是路遥的处女作，这首短诗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创作热情。”通过改名，路遥誓言与过去的自己决裂，由此开始新的生活与奋斗。
1972年曹谷溪主编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延安山花》，书中收录了路遥多首短诗。曹谷溪、闻频、路遥被当地文学爱好者戏称为“延川三花”。
20世纪70年代，曹谷溪担任延川县通讯组副组长，听说路遥喜欢写东西，就把他“招”过来。通讯组里有个北京女知青林达，她和林红是闺中密友。林红“抛弃”路遥之后，林达走近了路遥，给予很多关心与慰藉。曹谷溪找过林达，希望她能说服路遥重新接纳林红，路遥很坚决地拒绝了。林红依然眷恋路遥，多次通过曹谷溪打听路遥的近况，很想恢复与路遥的关系，居中调和的曹谷溪深觉为难。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林达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在经济上给予路遥很多支援与资助。大学毕业后不久，路遥与林达结婚。
路遥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文革”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后来成为攻击、诬陷他的一大口实。“文革”经历俨然演变为路遥难以言说、不可触及的“原罪”。成名之后，针对路遥的攻击始终未曾消停，这让路遥内心充满了苦闷与愤怒。
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教授，过去是路遥作品的追随者，现在是路遥文学的研究者，路遥文学馆的创始人、馆长。“在许多读者心目中，路遥是人生历程的一个役夫，精神上的苦行僧。不要总是揪路遥的‘小辫子’，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回击我的敌人
进入延川县文化馆，成为一名创作员，从此，路遥终于能吃饱肚子了。闻频和路遥住在一个窑洞里，成为亲密的同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1992年路遥去世。
“创作员”路遥经常佝偻着腰匍匐在窑洞土炕上不停地写，稿纸上密密麻麻。
1972年，《陕西文艺》（今为《延河》）杂志发表了路遥的小说《优胜红旗》，这是路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后来，路遥还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基石》。上大学之前，路遥已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曹谷溪记得，1972年的《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文章《山花是怎样开放？》，讲述了陕西延川文学青年路遥的故事。
“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到延安大学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是用文学家的激情，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发表之前，路遥给曹谷溪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异常执拗地宣称，“我要用我的小说，来回击我的敌人，回报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努力的。”至今，曹谷溪保存着路遥亲笔的８封信笺，每看一次，都禁不住老泪纵横。路遥的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正面描写“文革”的伤痕，勇敢张扬青年的觉醒，1980年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的名字，终于被中国文坛瞩目。
“路遥没上大学之前，我们同在宣传队搞创作，他当时很认真地对我说，40岁之前，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40岁之前，我要成为陕西最有名的作家。后来，路遥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还是那句话，40岁之前要把事情干完。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明白，路遥为什么把40岁看得那么重？仿佛冥冥之中，路遥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感。事实也是如此，40岁的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大病一场，此后再也没能走出医院。肝病是路遥家族的遗传病，路遥的多位亲属都因肝病去世，很惨。”言及此，闻频不免唏嘘慨叹。
2008年9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来到路遥文学馆参观，他对陪同人员说：“《人生》我看过，非常好；《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
当下的陕西文坛，各种力量粉墨登场、公正博弈，或者喁喁私语，或者朗声吟颂，为时代、为自己歌唱。
文坛“陕军”依旧生猛。无语叩问苍天，路遥已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