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前面有一条党河，河的对岸有一片稀疏的塔林，那是僧人或道士的墓塔，其中一座比它身后的众多墓塔更高大，位置也最显著。塔背后刻有墓志铭，近前一看，原来是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箓的墓塔。现在王道士也有了不大不小的名气，因为他发现了敦煌文书，这一重大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但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他将这些珍贵文书中的大部分而且是精品，卖给了外国探险家，当然这是个恶名。
根据这篇墓志铭，王道士因为饥荒离开家乡湖北麻城流浪，一路上历经磨难，出家当了道士；随后他又流浪到了敦煌，在参观莫高窟后，感叹这里就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于是修建了太清观在此定居。此时的莫高窟已经荒废了700年，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建筑更是残破不堪。
虽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对佛教同样热诚，他决定化缘募捐修复。在生命余下的30多年中，他将各个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补葺，修复残破的塑像和壁画，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等建筑。可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复的面貌。修复莫高窟是王道士的毕生事业，为此总共花费了他20多万两白银。作为曾经一贫如洗的流浪汉，这些白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热忱一点一滴募捐来的。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几乎”一词，是因为修复莫高窟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冲刷后洞窟的壁裂开了一个孔，里面隐隐有光线。原来墙壁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洞窟，里面堆满了秘藏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权时期的文物。据后人判断，应该是因战乱而有意秘藏的。作为一名虔诚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对佛经自然十分敬重，因此他多次上书官府，但官府以经费不足推委；绝望之余，他甚至直接上书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但同样石沉大海。
就这样7年过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探险家，他立即明白了这些文书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但王道士是这些文书的虔诚保卫者，单纯用金钱无法达到目的。斯坦因聪明地称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历经艰险来中国取经。王道士被感动了，任斯坦因挑选了24箱文书、绘画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带回了大英博物馆。王道士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两白银，他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而只是这位西方“玄奘”的捐献。他需要这些白银来从事他的修复莫高窟的伟大事业。同样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上演，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玄奘”们来了，相继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书，留下为数甚微的“捐献”。
当敦煌文书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时，一向注重世界影响的政府终于觉醒了，下令将剩下的文书运往首都。但这时文书已经被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的各级官员或明或暗地盗窃、毁坏殆尽（将完整的经卷剪切成数段以便盗窃）。
敦煌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悲剧。敦煌文书从此散失于世界各地，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更大的悲剧并不是敦煌文书的散失，而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莫高窟本身的价值，王道士仅以个人之力募集巨款，花费30余年的时间修复莫高窟，可谓鞠躬尽瘁。他清理了各个洞窟的流沙，发现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绘画和塑像有些残缺、损毁，于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现在我们可以在莫高窟发现的大量晚清时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业绩。但是，王道士是一个文盲，是一个有着低劣艺术品位的文盲，而且同时期的敦煌的工匠们早已失去了他们前辈的艺术品位和技艺，他们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传说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画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拙劣刺目；他们甚至把唐代塑像涂抹上了大红大绿的色块，我们只能在没有被祸及的部分才发现原来的色彩是多么幽雅宜人。
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伟大的事业，越勤奋努力其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义同道们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