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被拿来与顾准相提并论。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道：“如果顾准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泰斗级的人物，那么他的才能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实际上，他与顾准本就是挚友。
他叫徐雪寒。
一个自称“跑龙套”的大家
徐雪寒生于1911年，卒于2005年，原名汉臣，浙江慈溪人。他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贸部副部长，后来因为潘汉年案牵连入狱，蒙冤26年，平反恢复工作时已经70岁。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当常务干事，以经济政策研究推动改革。
在北京的西长安街，人们看到风格独特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便知那是中央银行。但是没多少人知道人行是怎么成为名副其实的“央行”的，其中，徐雪寒功不可没。
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总部，每天出入成千上万人，但鲜有人知，当年建立这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建议，主要是徐雪寒提出来的。直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在一篇“交通银行迁沪记”中，才终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在上海浦东繁华的街头，没有人会把今天的上海跟这个故人联系起来，可徐雪寒正是最早向中央提出要给上海“松绑”的人之一。
在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办公楼一楼大厅内，悬挂有9位创始人的大幅照片。作为三联前身之一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徐雪寒的照片就在其中。所有照片中，他显得最为年轻，着西装，系领带，头发向后梳着，很有风度。每天上下班，很多员工出入电梯，都要面对徐先生的照片，可几乎没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
他还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基金会的一间老屋子里至今保存着一份发黄的账目单，上面记载着：徐雪寒2008。32元。1983年，刚平反两年的他把补发的“文革”10年工资全部捐出，成为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
徐雪寒生前给自己定位，不过是“一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
捉迷藏的人
徐雪寒的儿子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父亲》，写自家从一处迁到一处，又迁到另一处，却总见不到父亲。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而徐雪寒的一生就真的在“捉迷藏”，直到晚年，才被宣布“游戏”结束，回到家来。
他一生有26年失去人身自由。1928年初，17岁的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6年。1955年后又因潘汉年案蒙冤，在北京秦城监狱等处关了10年。“文革”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10年。等到平反时，他已是七旬老人了。
青年时期的徐雪寒“像救火队员一样”干过很多种职业。他干过地下党，为党组建过书店、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纱布公司等。当年他组建的香港宝生银号，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1949年后，他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外贸部副部长。
一度，这个高级干部成了国家重用的“棋子”，被挪来挪去。干铁路时，他为抗美援朝运煤、调物资；干外经贸时，他西装革履，代表国家出访波兰、民主德国。周恩来曾称赞他，干一行，钻研一行，成绩优异。
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称自己读的是“牢监大学”。当年在国民党的牢房，他跟薛暮桥、骆耕漠等关在一个“笼子”里，他们就组成世界语学习小组，学习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卢森堡的《新经济学》等。他还通过家里搞来了一本石印的《史记》，由于没有办法圈点，“就用洗马桶的扫帚条在印泥上一印，然后在书上一点”。
鲁志强说，自己很难想像，徐老这样的共产党员“坐了6年国民党的监狱、10年共产党的监狱、10年革命群众的民办‘牛棚’”，“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那是怎样的痛苦。”
有人劝徐雪寒写回忆录，他不肯。有人猜测，他是不想让那些当年整他的人难堪。他总是说：年轻人犯错误，不算什么。
“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关于自己的研讨会，徐雪寒一生也没经历过，尽管他可谓成就斐然。
为了成立央行，他分别和四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谈，经过12次座谈会，才大体达成协调。最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务院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
晚年，他有过3次调任、高升去做“正职”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甘于“跑龙套”。
“徐老不喜欢在聚光灯下，他非常‘享受’，甚至自得被人们遗忘的感觉。”鲁志强学着老人“得意”的样子，最后摆摆手说，“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1978年，他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杂志担任编辑。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戴着副套袖，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他总是最早到单位，打扫卫生，拿铁皮水瓶打水。有年轻人过意不去，也早来抢着打水，可总抢不过徐老。
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论述目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文章，有领导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强令编辑部组织文章批判。徐雪寒很生气，据理力争，坚持文章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态度极为坚决。而当时，他还没平反。
他也不太懂官场的“规矩”。有一年，有个领导给当时很穷的研究中心拉来了一笔赞助，要给每个人发200元的奖金。徐雪寒知道后，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留情面地说：“这些不正当的钱、肮脏的钱，我一分不要。”
他是“改革派”。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他常常是心急如焚。1987年，国家经济遇险，他发文预警：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
他曾和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深圳特区货币”发行问题，后来深圳特区改革遇到一些人的质疑时，他“力挺改革”。
他竭力主张及早开放和开发上海，要对上海“松绑”。他说：“上海人灵得很”，“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这一建议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快就被采纳。那些年里，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市领导来京开会，必来看他。
徐雪寒的文章语言朴实，没什么数学模型，却篇篇都直指当时的经济热点。他的司机施国通不懂什么“实证研究”，他只是记得，在徐老的最后10年里，这个对自己的存款从没概念的老人，总是让他推着轮椅，一趟趟地在菜市场转，看老百姓的经济状况。
回归到百姓之中
这个习惯了各种监牢的老人，在最后的时光里，终于被自己的身体囚禁了。
他整日睡不着、头昏，只能围着围嘴喝粥，抑郁症摧毁着他的每寸神经。医生劝他听音乐、相声，这个“无趣”的老头儿说，“那不是自己的行当，不懂”。他最担心的是，“报纸新闻都看不了，怎么活啊！”
为了看《新闻联播》，这个简朴的老人拥有了他并不喜欢的“奢侈品”——一副助听器。
他让司机施国通给他念报纸，遇上《人民日报》的社论便要求多读一遍。他听新闻很认真，有时会打断施国通，问上面一个数字是多少，施国通说“好像是……”他立马说：“不能好像，要一定是！”
身体的门一扇扇向这个早些年还坚持每天冷水擦身、意志坚定的老人关闭了。他对鲁志强说过好几次，希望安乐死，不愿再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每一次去探望，鲁志强都觉得“徐老今年够呛了”，可徐雪寒还是熬过了一年又一年。鲁志强说：“那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他。”
徐雪寒其实是热爱生活的。相比老朋友薛暮桥“像被剪刀随便啃过几口”的头发，徐雪寒偶尔也会去北京最好的理发店“四联”。
有时，他像个可爱的老小孩儿。他是南方人，好甜口，遇到高兴的事儿，他总是让保姆给他一颗糖吃。
女儿徐淮回忆，记得爸爸曾说，“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有三点：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这实在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要做到却实在不容易，但徐雪寒做到了。
吴敬琏是最后一个见到徐雪寒的人。2005年4月27日，他去北京医院探望徐雪寒。他像是睡着了，吴敬琏俯身在他身边说：“雪寒同志，我是吴敬琏，我来看你……”一滴清泪从徐老的眼角滑落，同时，监护仪上的血压数字也开始往上跳动。
吴敬琏走后几分钟，徐雪寒去世了。
遵照徐雪寒的遗愿，他捐献了遗体，并捐献角膜，但最终因为角膜老化，没有派上用场。按照级别，他本来“有资格”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最终，儿女们把徐雪寒夫妇合葬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女儿徐淮说，他们来自普通百姓，就让他们最后回归到百姓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