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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寒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大门的人

2022-04-24人物

他被称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被拿来与顾准相提并论。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道:“如果顾准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泰斗级的人物,那么他的才能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实际上,他与顾准本就是挚友。

他叫徐雪寒。

一个自称“跑龙套”的大家

徐雪寒生于1911年,卒于2005年,原名汉臣,浙江慈溪人。他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贸部副部长,后来因为潘汉年案牵连入狱,蒙冤26年,平反恢复工作时已经70岁。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当常务干事,以经济政策研究推动改革。

在北京的西长安街,人们看到风格独特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便知那是中央银行。但是没多少人知道人行是怎么成为名副其实的“央行”的,其中,徐雪寒功不可没。

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总部,每天出入成千上万人,但鲜有人知,当年建立这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建议,主要是徐雪寒提出来的。直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在一篇“交通银行迁沪记”中,才终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在上海浦东繁华的街头,没有人会把今天的上海跟这个故人联系起来,可徐雪寒正是最早向中央提出要给上海“松绑”的人之一。

在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办公楼一楼大厅内,悬挂有9位创始人的大幅照片。作为三联前身之一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徐雪寒的照片就在其中。所有照片中,他显得最为年轻,着西装,系领带,头发向后梳着,很有风度。每天上下班,很多员工出入电梯,都要面对徐先生的照片,可几乎没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

他还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基金会的一间老屋子里至今保存着一份发黄的账目单,上面记载着:徐雪寒2008。32元。1983年,刚平反两年的他把补发的“文革”10年工资全部捐出,成为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

徐雪寒生前给自己定位,不过是“一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

捉迷藏的人

徐雪寒的儿子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父亲》,写自家从一处迁到一处,又迁到另一处,却总见不到父亲。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而徐雪寒的一生就真的在“捉迷藏”,直到晚年,才被宣布“游戏”结束,回到家来。

他一生有26年失去人身自由。1928年初,17岁的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6年。1955年后又因潘汉年案蒙冤,在北京秦城监狱等处关了10年。“文革”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10年。等到平反时,他已是七旬老人了。

青年时期的徐雪寒“像救火队员一样”干过很多种职业。他干过地下党,为党组建过书店、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纱布公司等。当年他组建的香港宝生银号,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1949年后,他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外贸部副部长。

一度,这个高级干部成了国家重用的“棋子”,被挪来挪去。干铁路时,他为抗美援朝运煤、调物资;干外经贸时,他西装革履,代表国家出访波兰、民主德国。周恩来曾称赞他,干一行,钻研一行,成绩优异。

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称自己读的是“牢监大学”。当年在国民党的牢房,他跟薛暮桥、骆耕漠等关在一个“笼子”里,他们就组成世界语学习小组,学习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卢森堡的《新经济学》等。他还通过家里搞来了一本石印的《史记》,由于没有办法圈点,“就用洗马桶的扫帚条在印泥上一印,然后在书上一点”。

鲁志强说,自己很难想像,徐老这样的共产党员“坐了6年国民党的监狱、10年共产党的监狱、10年革命群众的民办‘牛棚’”,“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那是怎样的痛苦。”

有人劝徐雪寒写回忆录,他不肯。有人猜测,他是不想让那些当年整他的人难堪。他总是说:年轻人犯错误,不算什么。

“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关于自己的研讨会,徐雪寒一生也没经历过,尽管他可谓成就斐然。

为了成立央行,他分别和四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谈,经过12次座谈会,才大体达成协调。最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务院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

晚年,他有过3次调任、高升去做“正职”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甘于“跑龙套”。

“徐老不喜欢在聚光灯下,他非常‘享受’,甚至自得被人们遗忘的感觉。”鲁志强学着老人“得意”的样子,最后摆摆手说,“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1978年,他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杂志担任编辑。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戴着副套袖,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他总是最早到单位,打扫卫生,拿铁皮水瓶打水。有年轻人过意不去,也早来抢着打水,可总抢不过徐老。

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论述目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文章,有领导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强令编辑部组织文章批判。徐雪寒很生气,据理力争,坚持文章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态度极为坚决。而当时,他还没平反。

他也不太懂官场的“规矩”。有一年,有个领导给当时很穷的研究中心拉来了一笔赞助,要给每个人发200元的奖金。徐雪寒知道后,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留情面地说:“这些不正当的钱、肮脏的钱,我一分不要。”

他是“改革派”。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他常常是心急如焚。1987年,国家经济遇险,他发文预警: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

他曾和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深圳特区货币”发行问题,后来深圳特区改革遇到一些人的质疑时,他“力挺改革”。

他竭力主张及早开放和开发上海,要对上海“松绑”。他说:“上海人灵得很”,“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这一建议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快就被采纳。那些年里,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市领导来京开会,必来看他。

徐雪寒的文章语言朴实,没什么数学模型,却篇篇都直指当时的经济热点。他的司机施国通不懂什么“实证研究”,他只是记得,在徐老的最后10年里,这个对自己的存款从没概念的老人,总是让他推着轮椅,一趟趟地在菜市场转,看老百姓的经济状况。

回归到百姓之中

这个习惯了各种监牢的老人,在最后的时光里,终于被自己的身体囚禁了。

他整日睡不着、头昏,只能围着围嘴喝粥,抑郁症摧毁着他的每寸神经。医生劝他听音乐、相声,这个“无趣”的老头儿说,“那不是自己的行当,不懂”。他最担心的是,“报纸新闻都看不了,怎么活啊!”

为了看《新闻联播》,这个简朴的老人拥有了他并不喜欢的“奢侈品”——一副助听器。

他让司机施国通给他念报纸,遇上《人民日报》的社论便要求多读一遍。他听新闻很认真,有时会打断施国通,问上面一个数字是多少,施国通说“好像是……”他立马说:“不能好像,要一定是!”

身体的门一扇扇向这个早些年还坚持每天冷水擦身、意志坚定的老人关闭了。他对鲁志强说过好几次,希望安乐死,不愿再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每一次去探望,鲁志强都觉得“徐老今年够呛了”,可徐雪寒还是熬过了一年又一年。鲁志强说:“那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他。”

徐雪寒其实是热爱生活的。相比老朋友薛暮桥“像被剪刀随便啃过几口”的头发,徐雪寒偶尔也会去北京最好的理发店“四联”。

有时,他像个可爱的老小孩儿。他是南方人,好甜口,遇到高兴的事儿,他总是让保姆给他一颗糖吃。

女儿徐淮回忆,记得爸爸曾说,“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有三点: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这实在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要做到却实在不容易,但徐雪寒做到了。

吴敬琏是最后一个见到徐雪寒的人。2005年4月27日,他去北京医院探望徐雪寒。他像是睡着了,吴敬琏俯身在他身边说:“雪寒同志,我是吴敬琏,我来看你……”一滴清泪从徐老的眼角滑落,同时,监护仪上的血压数字也开始往上跳动。

吴敬琏走后几分钟,徐雪寒去世了。

遵照徐雪寒的遗愿,他捐献了遗体,并捐献角膜,但最终因为角膜老化,没有派上用场。按照级别,他本来“有资格”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最终,儿女们把徐雪寒夫妇合葬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女儿徐淮说,他们来自普通百姓,就让他们最后回归到百姓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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