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是中国现代相声的一代宗师，这位中国相声第六代传人一生创作了《77号》《北京话》《醉酒》《新式马甲》等大量优秀的相声艺术作品。他的相声融强烈的幽默与辛辣的讽刺于一炉，既让观众笑声不断，又在笑声中给人以教益，俗中见雅，平而能奇。他逝世20年了，但喜欢相声的人一提起他，依然赞不绝口。
杰出的人才往往是风雨泥泞逼出来的，侯宝林也不例外。他本是天津人，因为家中无力养活，1922年被舅舅带到北京，送给一户侯姓人家做养子，那年他只有5岁。他的养父是贝勒府的厨师，贝勒府名头很响，但其时已是民国时代，享用官府财政拨款的王公们远远不再像皇权时代那样富裕，对身边服务人员更加刻薄，养父收入很低，侯宝林只读了三年小学就不得不辍学。11岁时，侯宝林出外学艺谋生，最初是学京戏，拜阎泽甫为师，整天打杂、烧水、做饭、看孩子，同时，每天还到天坛溜嗓子，练“云手”、“起霸”等起码的京剧表演程式。后来改学相声，先后拜常葆臣、朱阔泉为师，在北京天桥、鼓楼等地当街头艺人。开始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忍饥挨冻，有一次甚至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去。后来有了些名气，北京、天津等地的戏院开始请他，侯宝林才获得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
或许是因为经历过极其卑贱的生活吧，侯宝林一生都能做到“卑己”。“卑己”跟自卑不是同一概念。自卑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卑己”是不管自己处于何种位置，都将自己放得很低，以赤诚、善良的心对人。抗战时，相声演员戴少甫在天津燕乐升平剧场演出，说了一段《打白狼》的相声。这个段子讲的是“我”——某司令率领人马攻打叫白狼的土匪，介绍自己手下有几个军长、几个师长、多少旅团长等，由演员中的“逗哏”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实际上说的都是演相声、变戏法、卖艺人的名字，“捧哏”的听完后问了一句：“你怎么尽带这些人？”“逗哏”的回答：“对，我就专带这些王八兔崽子。”当时天津的流氓头子兼汉奸袁文会认为戴少甫影射他与他手下的一帮“兄弟”，带人砸场子，并将戴少甫赶出天津，戴少甫贫病交加，不久离开了人世。戴少甫逝世后，一家人衣食无着。那段时间，侯宝林每次演完节目，都会在舞台上长跪大哭，讲述戴的往事。观众得知内情，纷纷慷慨解囊。通过这种方式，侯宝林为戴少甫的后代募集了大笔钱。
新政权建立后，相声艺术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众人对侯宝林的称呼也由“说相声的”变成了“著名相声艺术家”。地位变了，侯宝林依然还是坚守着“卑己”之心，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毫不保留地向他人付出自己的热情与善良。侯宝林的关门弟子师胜杰讲过一件往事。侯宝林晚年住在四合院，一天，师胜杰有事去找他。一进门，侯耀华告诉他：“老爷子上厕所去了，你等会吧。”那时家里没有洗手间，大家都是去胡同里的公厕。等啊，等啊，师胜杰等了20多分钟，侯宝林连个影子也没有。师胜杰担心师父出了什么事儿，就去公厕找。到了公厕，一个场景让师胜杰终生难忘：侯宝林单腿跪在地上，给一位老大爷系鞋带。那老大爷一只手拄着拐棍，一只手颤颤巍巍。师胜杰立马赶过去想代替师父做，侯宝林说：“好了，这点小事，用不着咱爷儿俩。”回家的路上，师胜杰问侯宝林：“师父，您认识那老人家？”侯宝林说：“不认识。我看他鞋带开了，他不方便系，我就去给他系了。”
面对侯宝林为他人付出的那份真诚、善良，说天地为之动容、石头为之开花或许有些夸张，但我相信再坚硬的心也会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的确，侯宝林是“卑微”的，他做好事时的身体姿势都那么平民，然而，正是这种“卑微”让我们感觉到了他内在的高贵——为了他人不惜牺牲面子和身份的高贵。
一个人要走向这样的“卑微”并不容易。如果说侯宝林早年对戴少甫后人的倾情关照与自己贫寒的家庭出身有关，内里不无同病相怜的因素。在其晚年，当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还能以这样的平常心对待别人，则不再是同病相怜，而只能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悲悯。同病相怜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一个人志得意满的时候依然愿意付出自己的悲悯。
因为这份“卑己”，因为这份内在的温热，侯宝林才赢得观众长久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