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江苏兴化人，与文学名著《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同乡。大概是采撷了这位同乡在文学上的灵气，早在1994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被大导演张艺谋搬上了银幕，并先后获得了第49届戛纳电影节及美国金球奖最佳摄影、1995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迅速窜红的难得机会，可以凭借张艺谋三个字，赚足人们的眼球，可他却选择了沉默。20年后，著名主持人杨澜向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说：“借这个事推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好呢？张爱玲不是也说出名就要趁早吗？”
他回答说：“不知道，那时我还没读到过这句话。”
杨澜大为惊讶，说：“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张爱玲说的这句话吗？这么有名？”
他说：“不知道，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杨澜说：“你是觉得如果要是借助了这些大导演的名头，是对自己的一种辱没吗？”
他说：“是的，极不得体。对我来讲，我不想借助于任何人，我得靠我自己的作品，一个一个把自己写出来。”
这样的想法，放在如此喧嚣的一个社会里，的确难以让人理解。他却觉得理所当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他都拒绝任何采访，也一直很少谈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部影片。甚至，逃离了人们的视野，跑到浙江斗门镇扎根农村去了。
这是一个暮气沉沉的村子，除了老人和孩子，不见一个青壮年的踪影。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门口，他看到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太，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他试图用普通话跟她聊天，她听不懂，就使劲盯着他看，脸上特别自豪，然后用手指了指家里面一个空屋子，跟他讲她有五个儿子，他也听不懂，大概重复了十几遍之后，他才从她伸出的五个手指头听懂了，这是他听懂的第一句绍兴话，“五个儿子”，她就是想告诉他她有五个儿子，她其实不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她很幸福。可是在刹那之间，他的心酸了，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他要写出空村的疼痛。
两年后，《哺乳期的女人》问世了，并很快被《作家》杂志发表，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也更坚定了他内心的信念。而那个时候，与他年龄相仿的余华、格非、苏童等作家，早已经成名了，而他对自己的告诫就是要耐心。看着有人接二连三地出书，他无动于衷；也有出版社向他约稿，写一部郑和下西洋内容的书，开的价格也很高，他想都不想就回绝了，因为这不是他热爱的东西。他最热衷的是最疼痛的社会现实，是现代人的情感焦虑、生存疼痛。
他的文学创作没有丝毫的功利心，为了避开浮躁的社会环境，他停掉了手机，虽然家里几十个好朋友送的手机闲置，但他就是不想用，他觉得用手机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只是一种时间上的额外开销，用手机的时候，接到的大多数电话都是找他吃饭和玩乐，和他的写作没有关系。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大参加饭局，只是愿意享受写作这样一种永远安定的生活。
他痴迷各种文字，有时可以宅在书房好几天，也会为了一个题材，转悠半个城市，跑遍一些特定人群的所有的角落。他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便寝食俱废。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期间适逢春节长假，父母来南京与之团聚，结果全家过了一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春节——连他当时只有四岁的儿子都知道不可常碰书房的门。事后作为情感补偿，他专门请假陪同父母妻儿去了一趟浙江旅游。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也很简单，除了运动、听京剧、品咖啡就是写作。闭关十几年，其中有苦也有乐，过得踏实也过得紧张，还有一些他人不知道的精彩，也有他人不知道的困难和沮丧。但不管怎么样，他必须这样走过，因为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一个日子，跨不出去，也离不开，而这样的生活回馈给他的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凭借着《青衣》、《平原》、《相爱的日子》、《家事》、《玉米》、《推拿》等小说，他把国内的文学大奖几乎都拿遍了，鲁迅文学奖获了两次，2010年凭借《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他的小说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和话剧。
他就是毕飞宇，一个帅帅的作家，一条牛仔裤、一件条纹衫，标志性的寸头。他说：“我觉得写作就像是植物上长叶子，而得奖则是植物上开花时飘出的芬芳，首先是要长好，飘出芬芳可以不管它。”
不知道成名需趁早的毕飞宇，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了泥土下的生长上，当别人都茫然追随着时尚的风向、热闹着并空虚着时，他却悄然绽放出了靓丽而芬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