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项代表最高文学成就的殊荣，长期以来都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一桩憾事，纵然是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林语堂这些顶级文学大师都与之擦肩而过。
获得文学诺贝尔，该是何等之幸！然而，作为首位获得此项顶级殊荣的中国作家莫言，却在获奖之后淡定得令人意外——他只是谦虚地寥寥数句：“拿到奖感到惊讶，因为觉得自己资历非常浅，现在有很多优秀作家，我排得相对靠后。我觉得没什么可庆祝的，我是山东人，喜欢吃饺子，会与家人包顿饺子。”
莫言获奖之后，有关他的评论很多，好评有，恶评也不少，但莫言的反应却是寥寥数语，不卑不亢，正对应了他的笔名“莫言”——话说多了惹麻烦。
莫言原名管谟业，后来走上写作道路就改笔名为“莫言”。之所以以“莫言”为笔名，是他曾经屡次因自己的多言而给父母惹下麻烦，从此他告诫自己多做实事，少说虚话。
莫言的童年是与牛为伴的孤独童年，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处于三县交界地方，穷困闭塞。莫言小学未读完即辍学，他每天要到村外的大洼地里放牛，那片一望无际的洼地里，野草野花繁茂。在广袤的草场上，小小的莫言只能与几头牛相伴。
他仰面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悠悠流转，小鸟啁啾而过，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同他说话，寂寞的长日里，他的心里积郁着奔涌的情感，他只好自己跟自己说话，而且这样的自言自语往往出口成章，合辙押韵。
后来长大一些，在集体劳动时，他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常常让他一不小心就得罪人惹麻烦，母亲痛苦地劝告他：“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后来他开始作家生涯，就改笔名为“莫言”警示自己少说话，多做事。随着年龄渐长，他的话也越来越少。
他绝不主动去骂别人，对于别人把自己当箭靶子骂的时候也是不愠不恼，由着他去。他觉得这样很好，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纷争与口舌，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创作之中。对于他的小说被改编为著名电影以及其他是是非非，他的反应也轻描淡写，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淡定，他说小说像是他的女儿，而电影就是女儿的女儿，是外孙女，他管不了那么宽了。剧本改得好与差，那是改编者的本事，与他已无关。
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个故事，一位禅师在路上遇到一个无赖之徒，那无赖一路对禅师极尽谩骂之能事，禅师一路双目微闭，面对微笑，无赖骂至力气尽失，所骂的每句话如同打在软绵绵的棉花包上。他忍不住问禅师：“我这么骂你你还笑？”禅师这才慢悠悠地说：
“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你拒绝收下，那么这个礼物最后还是归谁呢？”
“当然还是归送礼的人啊。”
“我拒绝收下你的礼物，你自己好好享用吧。”
真正的反击力量并不来自于目眦欲裂的剑拔弩张，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身精神的锤炼和对对手内心的反击。正如寒山与拾得二位高僧的对答：
寒山：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拾得：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文革时期，真正的大勇大智、怀禀良知者往往是那些沉默者。在被胁迫着歪曲历史、对某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进行攻击的时候，大儒梁漱溟“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毅然顶住难以承受的压力选择了沉默；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强权威逼下，不愿去参加黑白颠倒的大批判，情愿沉默地埋头考证《再生缘》。
“凡不可言说者，必保持沉默。”这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这里的“凡不可言说者”，当指有悖人心，有悖良知的东西，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选择沉默。
无独有偶，作家贾平凹也曾说一位高僧传授给他八个大字的成功秘诀，那就是：心系一处，守口如瓶。
贾平凹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外人很难懂，所以在很多人稠的场合，他基本都是静静地听，静静地点头、微笑，他曾经为此自卑过、丧气过，但自从听了高僧的点拨之后，他豁然开朗，出门能不讲话则不讲话，甚至他出门经常拎一个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提包，他感觉心境非常平和，非常自在。
他说，流言凭嘴，留言靠笔，他不会去流言，但是流言袭来时，他保持沉默，以静制动，无往不利。
鲁迅也曾经说过，于无声处听惊雷。
也许，适时的无声，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世说新语》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这种“辞寡”并不代表精神贫乏，而是一种临水而思的静观默察，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黄钟大吕，于无声处听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