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赵璘在《因话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裴垍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于是有个朋友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到京城来拜访他。裴垍并不因地位的悬殊而流露出半点轻蔑之心,不仅盛情款待,还经常与他饮酒叙旧,相处得十分融洽。更难能可贵的是,裴垍给老友充分的自由——老友在裴府可以“无所不为”,纵情玩乐、猛吃猛喝,均不受限制,简直比在自己家里更自在。眼见裴垍如此重视感情如此珍惜友谊,老朋友心里美滋滋的,乘机请求裴垍将自己调来长安,弄一个“京府判司”的官儿当当。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却碰了个大钉子,被裴垍一口回绝:你确实有才能、有政绩,然而这个职位不适合你,我裴垍可不敢因为私交而破坏国家的法度啊!老朋友不死心,大概摆出了许许多多的具体困难:比如远在外地,父母年迈,家中照顾不到;妻子多病,水土不服,致使自己不能安心工作;地处荒僻,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等。总之,确确实实很困难,太需要老朋友照顾了。裴垍的回答则更加干脆:他年如果碰上一个瞎眼宰相,或许会同情你,给你这个职位;只要我裴垍还留在宰相的位置上,却是“必不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下子就将后门彻底堵死了。
裴垍是山西闻喜人,他生于哪一年,已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入阁拜相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九月,两年后即因中风而去职,并于元和六年(811年)病逝。史书上还说他“年少柄用”,“虽年少,骤居相位”。可见他很年轻,估计只活了三十岁左右。然而,他的政绩却不容忽视:他整饬吏治,抑制宦官干扰政事;他改革两税法,废除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尤其使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江淮之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鼓励谏官言事,所提拔的白居易、元稹等人,均以畅所欲言、敢于抨击时政而知名;他推荐的李绛、崔群、裴度等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相。
裴垍能取得如此政绩,除了唐宪宗李纯的信任外,其自身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他才华横溢,慧眼识英才;二是他大公无私,绝不凭借权势以谋私利。不但长安城里那些勋臣贵戚们见了他,都不敢托以私事,就连宪宗皇帝李纯也忌他三分。李纯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宦官吐突承璀就开始服侍他;李纯做了皇帝,吐突承璀最受宠信。可是,当吐突承璀乘着与皇帝闲谈之际有所“关说”时,皇帝竟然因为“惮垍”而“诫使勿言”。说白了,就是连皇帝也因害怕裴垍,告诫吐突承璀:别再说了,那裴宰相一定不会卖这个情面的,他一身正气,连我这个当皇帝的也无可奈何呢!
后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将赵璘记载的这段故事收入了《资治通鉴》,显然是想给当时或以后的皇帝及执政大臣们一些借鉴;或许,那年轻的裴垍宰相,也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一点启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