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爱国学生领袖，人们多记得傅斯年、罗家伦等，知晓段书诒的则不多。这也难怪，前者当年或扛举大旗，或呼口号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万众瞩目，后来又都成为著名学者：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罗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皆为一方才俊。反观段书诒，用罗家伦的话说，“‘五四’那天，书诒虽然参加，却不是主动的分子”。况且段既不注重考学位，也不著书立说。尤其是他英年早逝，留下的人生故事也有限。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知段书诒者，莫若傅斯年、罗家伦也。
“书诒是天下才。”这是傅斯年对段书诒的评价。罗家伦说：“书诒决非干（枯）燥无味的人，而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们服他，不只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还因为他的真挚热忱，何况他有高超绝俗的人格，有这种伟大人格的人，是不会对不起事、对不住人的！”当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捕，眼见“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概、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不久后，段书诒也因此“由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扩大了‘五四’的号召”。
不过傅斯年、罗家伦最钦佩段书诒的，还是后者在“取与之间”所凸显的亮点。罗家伦说，五四运动使他们名声在外，后来“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再图报国”。之后他们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赴欧美留学。段书诒学成回国，即投身于国民革命工作，直至北伐成功。后来“他（段书诒）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当抗战时期，这机关的节省和效率，可以做各机关的模范，是大家所公认的”。比如编制明明可进120人，段书诒只用60多人。有人质问，他回答：“老百姓太苦了。”言下之意，缩编省钱，把钱用来为老百姓办事。据罗家伦回忆，段书诒有两次出任某部部长的机会，都被段坚决辞谢。家伦问其原因，段书诒说：“干政治就得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在罗家伦眼里，这就是段书诒在取与之间所凸显的铮铮风骨。说起段在取与之间的一丝不苟，罗家伦还回忆起段书诒在1947年春夏之交，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段因积劳成疾，住进中央医院，他本可以住高级病房，但他只肯住三等病房。罗家伦出于对挚友的关爱，准备了一点钱送到段家，请他夫人给他买些营养品，并叮嘱她千万别告诉段。结果，“他（段）贤德的夫人坚辞不收，经我以我和书诒三十年的友谊来压迫她，她（把钱）留下来了。不想，她告诉了书诒，书诒又固执地要她退回”。最后，他夫人还是把钱送还给罗家伦。罗家伦感慨道：“书诒对我们生死之交的朋友，取与之间，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一旦当段知道有“穷朋友”经济困难，只要有能力，他常常慷慨地接济他们。更令人闻之动容的是，1948年12月，段书诒于昏迷中被救醒，知道医生给他用了氧气，而那时氧气多要外汇购买，他便吃力地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
什么可取，什么该与——诚如罗家伦指出的，真正懂得取与之间原则的人，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