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1日，清逊帝溥仪计划举行结婚大典。因为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责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乾隆时《四库全书》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保和殿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5月17日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紫禁城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
躲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溥仪大概从报纸上读到了胡适的文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
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剪去辫子，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陈宝琛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他对电话又大感兴趣，不顾内务府的反对，坚持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他是翻电话簿，找到了胡适的电话，才有邀请他入宫之举。
溥仪当年已经17岁了，胡适认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已有了主见。因为胡适知道，他自己不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视作传播危险思想的乱党，也被紫禁城里的逊清小朝廷视为危险人物。溥仪若告诉内务府，内廷一定反对他见胡适，溥仪因此才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胡适感到，他去见溥仪，或对逊帝的思想、行为更为独立有帮助。
按照紫禁城的惯例，5月30日（星期二）宫中休息。胡适如约进宫见了溥仪。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下了与溥仪相见的过程：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草儿》、亚东出版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胡适进宫见了溥仪，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安，“像炸了油锅似的”。
社会上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有的报纸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借此大做文章，诋毁胡适怀恋旧王朝、敬仰废皇帝云云。
其实，胡适从紫禁城出来之后的第七天，曾致信庄士敦，向他介绍了入宫情况：“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胡适还在信中说：“我本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情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件小事儿深为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适还在给庄士敦写信的同一天，写了一首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17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上是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令人怪诧的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