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据说，他当时之所以报考西南联大，是因为听说这所大学的学生上课、考试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西南联大时的汪曾祺是个什么样子？他同宿舍的人回忆道：“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着一双布鞋——不提脚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当时汪曾祺住在校外的民强巷，房租只是象征性地给房东一点，而且经常拖欠。白天，他或者看书，或者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廊檐下胡思乱想，或者漫无目的地到处游逛。晚上，在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写作。他不停地抽烟，抽得满地都是烟蒂，有时烟抽完了，就在地上找找，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了火再抽。由于没有床，他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条几也就一尺多宽。仅有一条棉絮，无论冬夏，都是拥絮而眠。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逃课。系主任朱自清的课，汪曾祺也照逃不误，更别说一般的教师了。朱自清授课严谨，每堂课都留作业，三天两头考试，这让汪曾祺叫苦不迭。起初汪曾祺还不敢冒犯，老老实实地听课，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索性一走了之。他不去，朱自清就点名：“汪曾祺，汪曾祺！”见没有回应，朱自清很生气。几次三番后，朱自清就严厉地批评汪曾祺。汪曾祺表面不吭声，心里却“很不喜欢”。
闻一多一副名士派头，不屑点名。但他的课，汪曾祺也逃，有一搭没一搭地上。对此，闻一多心知肚明，可他并不在乎，没来就没来，不要紧。到了期末考试，闻一多却给这个经常逃课的汪曾祺打了最高分。有一次，一位学生临近期末作业却写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找人代笔。一夜之间文章就写好了，交给闻一多。闻一多看后大悦，连赞：“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闻一多哪里知道，这文章其实就是汪曾祺代写的。
汪曾祺唯一不逃的是沈从文的课。汪曾祺大二时选修了沈从文的三门课，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师生之交。当时汪曾祺学习写作，每写出一篇作品，先交给沈从文看。如果沈从文觉得不错，就主动把作品推荐给上海期刊界的朋友，并以求发表，这样一来，汪曾祺逐渐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沈从文不仅给汪曾祺的课堂作业打过全班最高分——120分，而且还对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我的还要好。”
沈从文不但在学业上关照汪曾祺，生活中也是关怀备至，他经常请汪曾祺来家里吃饭。次数多了，连其夫人张兆和都知道汪曾祺最近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有一次，汪曾祺喝酒喝得多了，便在昆明街头一躺，睡着了。不承想，沈从文正好路过，看见了，还以为是哪位酒徒喝多了，便过去扶，结果一看，恰是他的得意门徒汪曾祺。“这小子又喝高了！”沈从文心疼地唠叨一声，便把汪曾祺扶回家里，为他泡了一壶浓茶，喂他喝了，才把酒劲醒过来。还有一次，汪曾祺害了牙病，腮帮子肿得老高，去看沈从文，沈从文开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汪曾祺之所以要逃课，一是为了读书，二是为了喝茶。只要有机会，汪曾祺就跟合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别人去听课，他去泡茶馆；别人做学问，他在写小说；别人念洋文书，他在翻线装书——这就是汪曾祺。
1944年，汪曾祺以肄业身份离开西南联大，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多年后，汪曾祺回忆起西南联大，他认为，母校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