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9岁的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据说，他当时之所以报考西南联大，是因为他听说这所大学的学生上课、考试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随便”的汪曾祺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逃课。系主任朱自清的课，汪曾祺照逃不误，更别说一般老师的课了。朱自清授课严谨，每堂课都留作业，还三天两头考试，这让汪曾祺叫苦不迭。起初，汪曾祺还老老实实地听课，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索性一走了之。他不去，朱自清就点名：“汪曾祺，汪曾祺！”见没有回应，朱自清很生气。几次三番后，朱自清就经常严厉地批评汪曾祺。汪曾祺表面不吭声，心里对他很反感。
闻一多一副名士派头，不屑点名。但他的课，汪曾祺也逃。对此，闻一多心知肚明，可他并不在乎，没来上课就没来，不要紧，只要期末能写出好文章就行。到了期末考试，闻一多果然给经常逃课的汪曾祺打了最高分。有一次，一位学生临近期末作业却写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找人代笔。结果，一夜之间文章就写好了，交给闻一多。闻一多看后大悦，连赞“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闻一多哪里知道，这文章就是汪曾祺代写的。可见，汪曾祺虽逃课，但并没有影响学业。
汪曾祺唯一不逃的是沈从文的课。汪曾祺大二时选修了沈从文的三门课，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师生之交。当时汪曾祺学习写作，每写出一篇作品，都要先交给沈从文看。如果沈从文觉得不错，就主动把作品推荐给上海期刊界的朋友以求发表，这样一来，汪曾祺逐渐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沈从文不仅给汪曾祺的课堂作业打过全班最高分，还对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我的还要好。”正是因为沈从文的鼓励使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课格外重视。
汪曾祺之所以要逃课，不是为了在寝室里睡觉或者出去打游戏，而是有目的的：一是为了读书，二是为了喝茶。只要有机会，汪曾祺就跟合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别人去听课，他去泡茶馆；别人做学问，他在写小说；别人念洋文书，他在翻线装书——不得不说，这些经历为汪曾祺后期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汪曾祺以肄业身份离开西南联大，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多年后，汪曾祺回忆起西南联大，认为母校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如云流水，水流云在”。这也许正是对“逃课”最浪漫的注释。